芝加哥大学的“老海龟”

 

饶毓泰,1892年-1968年10月16日,江西省临川人,1913年入学,1917年12月18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文革遭到“斗争”和关押,1968年10月16日上吊身亡。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5日,上海人,1919年入学,1920年6月15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68年被逮捕入狱1年半,身患重病,一度精神失常,1977年1月13日去世。

王均,1898年4月7日-1968年5月,江西省安福县人,1924年入学,1926年6月15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52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刑满后在老家的农村“监督劳动”,1968年5月被抓走,关押中被打死,家人至今不知他的死亡时间和地点。

肖光琰,1920年8月4日-1968年12月11日,福建福州人,1942年入学,1946年3月22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68年12月11日在监禁中死亡,文革当局宣称他“自杀”。他的妻子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英文教员)和15岁的独生女肖络连在两天后一起服毒自杀。

陈梦家,1911年4月12日-1966年9月3日,浙江上虞县人,1944年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到芝加哥大学学习,赵萝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陈梦家做青铜器研究并写了一部书稿。1966年遭到毒打和侮辱,9月3日上吊身亡。

检视多年来寻访调查收集到的长长的文革受难者名单,我意识到,其中有多达5人,曾经留学芝加哥大学,也就是我现在教书的地方。5名受难者的名字和简历如上所列。他们的名字是按照其在芝加哥大学的年代排列的。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年代跨度,从1913年到1948年。饶毓泰、叶企孙、王均、萧光琰4位都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得到学士或者博士学位。陈梦家曾在这里做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果,同时他的妻子赵萝蕤在这里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5人中3人学习自然科学,2人研习人文学科。其中3人是教师,2人是研究人员。他们在文革中受到深重迫害,2人被打死,2人在遭到殴打和折磨后“自杀”(这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所以必须加上引号),1人曾被逮捕入狱,精神失常患病而死。

芝加哥大学建于1892年,远不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历史有300多年),历史略长于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校园主体是多座巍峨的浅灰色石头筑成的哥特式建筑,校园甬道用大片的石块铺成。不难想象,90年前,80年前,60年前,他们5个人,从甬道上走过,就像现在的学生,有明亮的眼睛,红润的面孔,轻快的步伐,来到大学,为了追求知识,为了成长,为了准备将来的工作。所不同的是,那时候他们从中国来,要坐长时间的海船,他们没有越洋电话可用于跟家人联络。多年学习之后,他们毕业了,像所有的毕业生一样离开学校。他们坐着船回到中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家庭,等等。然后……然后是文革,他们被迫害死了。

我们应该问:什么时候?在哪里?怎样?为什么?

饶毓泰

饶毓泰先生在1913年6月填写的入学登记表:他1891年出生于中国江西,1911年毕业于南洋学校。

饶毓泰先生的毕业记录卡:他在1917年12月18日取得科学学士学位。“将来的职业”一栏里写的是“教育和科学研究”。

饶毓泰先生的成绩单:他的成绩很好,绝大多数科目都得到A和B。据说那时候还没有所谓分数的“通货膨胀”,得到这样的成绩远比现在难。

我在大学行政办公室里读着这些卡片和记录,90多年前的历史似乎一下子被拉到眼前,具体而明晰。他在1913年来到芝加哥大学。那不是清朝皇帝退位后第二年吗?他考上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是22岁,那时候已经算是不太年轻的年龄。他是不是还曾经梳着一根大辫子,像所有的清朝时候的男人一样?是不是行礼的时候还要下跪和磕头?但是,当时他显然对中国学者不了解的现代科学怀有兴趣,而且,也对地球另一面的生活怀有兴趣,才参加竞争性的考试(他考上了江西省派留学生),然后飘洋过海,来到芝加哥,学习物理学。

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文明史,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等。但是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有这样强烈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我猜,以这种精神,假使孔子活在十九世纪初,也会这样整装乘船来美国学习物理的吧。看到照片上穿西装打领带梳平头的年轻的饶毓泰,真是一副充满朝气的样子。

记得我刚到芝加哥大学教书那一年,关于这所学校最令我兴奋的事情之一是在一份为新生印发的简明的校史年表上,看到测出了光速的迈克尔孙(Albert Michelson)曾在这里任教。我马上想到了我12岁的时候,在一本物理课本上读到过,光的速度太快了,但是物理学家设计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装置:一个快速旋转的齿轮和远距离相隔的反射镜,测出了每秒钟30万公里的光速。我一直希望看到这个无比聪明的装置。原来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曾在这里工作啊。

查看资料,测了光速的迈克尔孙(1852-1931)在1892年出任刚刚建立的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主任,1907年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个美国人。我猜,当年饶毓泰先生亲眼看到这位老师的时候,也一定是非常欣喜的吧。

饶毓泰先生1917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学位以后,还在这里上了一些课。后来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21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后,1922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了物理系(那是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物理系,尽管多年一直只有两名教师)。1949年时他是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由于他的先驱和领导作用,他和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被称为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因为京剧界有四个最著名的花旦演员被称为“四大名旦”,他们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卿),而他又是4人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这4人中的前3人都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

他们那一代人值得尊敬。可以想象,饶毓泰那时来美国学习,除了物理学本身的不易,还要克服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各种困难,而且那时候的美国环境也没有现在开放平等。但是他们没有退缩,他们坚持下来了,以开阔的胸襟和顽强的毅力,学会了他们要学的,然后带到中国去,艰难创业,建立了中国的现代科学研究和教育。对比之下,有些留学生,只学上一套时髦理论,以骂美国为能耐,以爱国主义自居,实际上于国于民毫无益处,真令人叹息。

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以后,饶毓泰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当时,像他这样的老教授,要反复“检讨”自己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教育”而具有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过关”得以继续在学校里教书。这种“思想改造”过程被称作“洗澡”,意思是说你原来很脏。还有更令人不堪的说法叫做“脱了裤子割尾巴”。

尽管有一系列这样的“政治运动”,北大物理系的一名行政干部告诉我,文革前饶先生在中国物理学界一直受到所有人的高度尊敬,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他说,系里有会议的时候,如果饶先生来了,每一名教师都对他很恭敬,因为他可以说是中国物理学界每一个人的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

文革开始。北大校园里不但贴满了暴力语言的大字报,而且很快就开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游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抄家,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即低头弯腰双手后举的姿势),还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及“牛棚”即校园监狱。北大(还有中国所有的大学)停课年5以上,全体学生被发动起来“斗争”校内和校外的“阶级敌人”。据北京大学的文革记录,北京大学的教授,除了1人,全部被“立案审查”。文革中北京大学有63人被害死亡,正教授中有10%被害死(请见我的文章《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

饶毓泰是一级教授,属于文革的指导文件清楚规定了的主要打击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当时连一些中小学教员都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属于文革所列的重罪之一。1949年后,不允许中国人自己出国留学或者旅行,因此这种罪名只能扣到早年曾经到外国留学的学生像饶毓泰这样的人身上。

1966年的时候,饶毓泰已经75岁高龄,但是仍然不放过他。我访问过的一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说,有一天在校园里看到饶先生,腰弯着,弯得那么厉害,身体快要挨到大腿根上,极艰难、缓慢地往前挪步,可见他已经被折磨到什么程度了。这位老师自己当时也被关押和“劳改”,体力和精神上都感到很难支撑。他说,饶先生年纪比他老30岁,痛苦一定更为深重。

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工军宣队来到北大以后,立即对已经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员职工,不论年龄性别以及是否家中有很小的孩子,都必须集中住宿在教室楼里,二三十人一间,每天早中晚三班,“揭发”,“斗争”,“交代”。物理系的人集中住宿在北大东门外的物理大楼中,包括本来就住在校内集体宿舍里的人和有很小孩子的女教职工。“有问题”的人还被单独监禁隔离。这样强制集中住宿,显然是为了加强威慑力。在物理大楼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揭发”别人,也都被别人“揭发”。在那个阶段,北京大学有24人“自杀”。饶毓泰是其中之一。

物理大楼里没有床,人们睡在物理实验的桌子上。老年人尿频,夜里多次上厕所。实验桌比一般的桌子高,饶先生个子比较矮,且已经77岁高龄,夜里上厕所上下桌子很不方便。一天早晨他去厕所,吵醒了别人,为此遭到斥骂。

1968年10月16日,饶毓泰悄悄离开物理大楼,回到北大燕南园41号家中,在自来水管上吊身亡。家中没有绳子,他把家里一块没有用过的新布,顺经线竖着剪成长条,拧成绳子,挂在自来水管上。

那时候专案组正逼他“交代”和胡适的“关系”,并且要在第二天为此“斗争”他。1949年以前,饶毓泰是北大理学院院长,胡适(1891- 1962)是北大校长,这就是他们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回答满足不了那些一心抓出更多更大的“阶级敌人”的“专案组”。  物理大楼的人看饶毓泰不见了,开始寻找。当他们找到饶家(走路十来分钟远),发现他已经死亡。

饶毓泰的独生女儿饶慰慈,在清华大学工作,被指控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她在1968年4月被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造反派抓起来,先关在校内,后来押到远郊区。逼迫她“交代”和“揭发”与同事谈话中“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她被打得半死,腿被打残,一度神志失常(对这种当时要判重刑的“反革命言论”,实际上也只有用酷刑来压榨逼迫)。打她的有男学生,还有女学生(那时学校已经整整两年不上课,学生的能量被引导为这种残忍的发泄)。这个“反革命案”造成20多人被打伤或致残。她的同事刘承娴不堪虐待在扣押地跳楼身亡。后来她又被送到北京卫戍区“保护性关押”。她的父亲饶毓泰被关被害死,她根本不知道。

饶毓泰死后,骨灰没有保留。绝大多数文革受难者死后都是这样被对待的。文革不但毁灭他们的生命,而且要永远毁灭他们的名字。文革后的1978年在八宝山为饶毓泰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是当时的统一说法,作为“平反”的一种方式),仪式上放着一个骨灰盒子,那个盒子其实是空 的。

饶毓泰没有留下遗书。他的遗物由那时的北大当局处理。1978年归还他女儿的饶毓泰遗物,有一些书和一笔存款。女儿把书送给了图书馆,把存款捐赠给物理系作为奖学金。

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宣布建立饶毓泰物理奖。把他害死到以他的名字设奖,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能够以他的名字设奖,是对他所代表的科学和教育的价值的肯定。但是在公布的饶毓泰的生平介绍中,不提他是在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杀”的。

我们需要把事实说出来。因为对社会生活来说,重要的不仅有科学和教育,还有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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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

叶企孙先生在饶毓泰先生之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他也学习物理学。由于不知道当时他的姓名如何拼写,我试了几次不同的拼法,才找到他的学籍卡片。总的来说没有费很多时间。大学行政办公室的一名年轻职员做事有条不紊,他先在从A到Z排列的抽屉柜子里找到了学籍卡片,然后到另一个办公室里找出在微缩胶卷上的学习成绩单,印了出来。

我想起了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学读书。已故戏剧专家吴晓铃先生曾说起,他在1930年代因为爱好中国文学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了北京大学。看到北京大学办公室里一群职员还拿着毛笔抄各种文书,觉得北大是旧中国低效率的缩影,因为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全部用卡片制,两个系合用一个秘书,效率高得多。 想不到20年后因为查找这5名受难者的资料,再次印证了吴先生的话。在有电脑之前,卡片索引就是有效率的管理方法。

学籍卡片上记载,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父亲是清华学校的中文教授。他的成绩单上大多数科目都得到了A、A减和B,只有3个C。芝加哥大学在1920年6月15日授予他科学学士学位。得到学位后,他还在这里继续上课半年。

学籍卡片上有他父亲的名字,是用拼音写的。我从中文资料上看到他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曾赴日考察教育约半年,1914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叶企孙自己则在1913年进清华学校学习,1918年毕业离开。认识叶企孙的人说他有很好的中国文学修养。看来他和父亲两代,都属于当时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向外国学习知识的人。这是一种平衡而健康的方式。

在学籍卡片上有“将来的职业”一栏,叶企孙填的是“研究和教物理”。确实如此。他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到哈佛大学,在1923年6月获博士学位。回中国后叶企孙一直在学校工作。他自己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清华并非正式大学,只是留美预备学堂。1925年底清华开始建立大学本科,叶企孙是组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人。这个系培养了一批物理人才。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物理系被取消。叶企孙被分配到(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教授没有了自己选择学校应聘的自由)北京大学物理系直到文革。 在北大,饶毓泰是与他常有来往的同事和朋友,文革中他被强迫“交代”这些朋友的名字。

文革开始后,叶企孙像饶毓泰一样,作为“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遭到红卫兵的“批斗”。1968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将他逮捕(那时候国务院、军委都可以出面“逮捕”平民百姓,不像文革前一般要由司法机构出面)关押在监狱中(不是校内的“牛棚”了),连续审讯。罪名是1930年代的一桩“特务案”。关押一年半后,1969年11月,他被释放回到北大,继续被“审查”。当时他已经病重。1972年,北大当局(当时是毛的警卫部队的军人掌管北大)给他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个“处理”的意思只是不把他送到监狱和劳改农场去而已。

叶企孙终身未婚也就没有家人能帮助他,亲友也受迫害自顾不暇,加上他是“特务案”,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来往。叶企孙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后来又生病,据目击者说,看到他腰弯得十分厉害,神情恍惚,鼻涕稀拉,衣衫褴褛,样子十分可怜。

1978年文革结束。两年后,北京当局开始给文革受难者平反。叶企孙没有能等到那一天,他在1977年1月13日逝世,在1987年得到“平反”,其时他已经去世10年。以后的变化,也和中国在经济上的变化一样,是有戏剧性的。1995年,清华大学为他铸造了一尊铜像。2000年出版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他的传记,也写到他的文革遭遇。

这本书和其他文革后出版的科学家传记有所不同。这本书材料翔实,而且在描述他早年的活动以及大量引用他年轻时代日记时,力图肯定叶企孙那时(而不是被“思想改造”之后)的志趣、品德和行事方式,致力于勾勒出叶企孙和他的学生们体现的早年的清华精神。

这本书对叶企孙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做了客观仔细的说明。1950年叶企孙出任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1月16日他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作第一次检查,没有通过。1月22日他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升级到检讨自己的“九点错误,四点思想根源及三点改正办法”,仍然没有通过。1月24日第三次检讨,算是通过了,但仍然遭到多项攻击,其中之一是指责他不参加“土改工作队”。清华大学党委“关于叶企孙的情况报告”中说:“他现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该书498页)

书里详细说明了叶企孙的“特务案”。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他指导毕业论文的清华学生熊大缜,应邀到了冀中共产党的部队,运用专业知识制造炸药、无线电等军用器材,后来熊大缜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用石头砸死。30年后,为熊大缜和叶企孙的关系把叶企孙也抓进监狱。

书的作者很用心地为叶企孙辩白,说他绝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这样的事实说明当然是对的,然而也让人感到困惑。在文革30多年之后,难道还只能进行这样的辩护吗?文革时候,人们除了竭力声辩“我不是特务”“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外别无他法。到了现在,还不能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一点吗?

饶毓泰和叶企孙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物理学兴旺发展的年代,而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又是当时的学术前锋。在上面写到的测量光速的迈克尔孙教授之后,还有多名芝加哥大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而在此之前,获奖者都在欧洲。迈克尔孙教授出生于普鲁士,犹太人,两岁时来美国,在矿区小镇长大。曾经有一部电视片,描写了在他17岁的时候,尽管受到一名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教师的反对,他还是得到帮助而进入了海军学校,毕业时成为一名物理和化学教师,后来成为杰出物理学家。如今在芝加哥大学里有一座建筑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芝加哥大学校园里还有一座高大的铜铸艺术雕塑,就在物理系大楼的对面,纪念1942年费米在这里领导完成的重大工程,即建成了第一个由人控制的链式原子能反应堆。记得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的时候,市场上仍然很少有文学或者历史书卖,大家都只有看科普读物和物理学家的传记,其中费米夫人写的《原子在我家中》是很受欢迎的一本。书中写到,费米趁领取诺贝尔奖的机会离开故乡意大利来到美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犹太人。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结盟,使他们面临危险。他们来到芝加哥大学以后,美国和意大利宣战,有关法律使他们成为“敌国侨民”。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完成这项重大的研究。

1869年海军学院没有因为种族歧视而不录取迈克尔孙,芝加哥大学也没有因为费米夫人的种族以及他们夫妇从战争敌国来而把他们当敌人。想想看,如果芝加哥大学也采取纳粹的或者文革的政策,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一系列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后面,都是需要有人道精神和良性制度作基础的。

王均

王均,后改名为王博之,1968年5月在江西省安福县五家田村家中被红卫兵抓走,“斗争”和关押一段时间后被打死。他的家人至今不知道他是哪一天死亡的,也不知道他的尸骨在哪里。

芝加哥大学的成绩报告单记载,王均来芝加哥大学以前,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21年到Wooster (Ohio)学院学习,1925年2月进入芝加哥大学,6月15日开始高级课程班学习,1926年6月15日被授予教育哲学学位。表上也说明他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友一员。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王均进入芝加哥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学习一年。我在这个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从一本名录里看到关于他的记载:

王均,生于1898年4月7日;进入Wooster College, 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哲学学位,1926年;在芝加哥的长老会神学院学习,得到证书,1927年;成为牧师,1928年;在湖南省常德长老会教会传道;任教于南京金陵大学;出版《宗教与人生》(中文),1933年。1928年与Ruth Li结婚,有1个儿子和3个女儿。通讯地址:中国南京金陵大学。

那是1939年印刷的一本人名录。在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呢?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正值王均第二次来美国。他的妻儿从南京逃难回到湖南常德妻子的老家。王均赶回中国和妻儿见面,后来从湖南到江西他的老家安福县。1940年他和朋友在安福县办起了第一所中学。他还在老家五家田村修了一项水利工程,水坝至今还在用着。

1951 年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王均在安福县中学任教导主任,后来被迫离开转到永丰县中学任一般教师。1952 年3月12日,王均正在上课时,被安福县派来的民兵抓走。5月12日,以“反革命罪”判处他8年徒刑,王均55岁。

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在1950年12月到1952年中,“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27万,管制3万,处以极刑(杀)71万”(《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国情手册》,马宇平,黄裕冲编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37页)。毛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说的是杀了100万。“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出的102个电报,印在1990年代《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书中。这些电报中毛规定了要处死刑的人数的比例,还亲自为北京等地算出按照比例要处死的人数。毛和他文稿编辑们,都没有觉得这样按照比例下达指标来杀人,有什么不妥,哪怕仅仅是在说法上。与现代文明世界相隔之远,可见一斑。

王均在江西贵溪县的劳改农场服刑,1960年刑满后继续留在那里,1963年被遣返到安福县五家田村。他的妻子李德珍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原为安福县中学教员,也被停职回老家“监督劳动”。

文革开始后,王均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他被关“牛棚”,被戴高帽子游街,跪搓板,被拳打脚踢。1968年5月,江南镇召开“批斗”大会。他的妻子被叫去“陪斗”(这也是文革的新名词之一)。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是放在板车上拖来的。他妻子走近时,他告诉妻子说:“我已经许多天不能饮食,腰骨也被打断,恐怕顶不住了。”

“批斗会”结束后,主持“批斗”的人让他妻子回家,送米和油盐到“牛棚”给王均吃。第二天他妻子带了东西去,他们却说这些不用了,王均已经转移到别处。他妻子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王均的4个儿女都不在老家工作,也不敢回家探望,和“反革命”父亲的来往会给他们带来严厉惩罚。1958出生的外孙,从来没有见过他。

文革结束以后,安福县中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王均的一个亲戚,1968年他被关在“牛棚”的时候,和其他3个老师被叫去抬死人到附近的蒙岗岭去埋。死人用席子卷着。他们不知道那是谁。埋入土中以前,有个老师掀开席子看了一下,认出那是王均。可是他们一直不敢说。

王均的儿女们请那位老师带领他们到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去看。他们在那里为父亲建了一块石碑。现在那一带已经开辟成了一个公园。碑前常有鲜花,是王均以前教过的学生和王均的子孙献的。他们自己印了一本小书,纪念父亲。

文革后,王均的儿女多方申诉,1987年4月2日,安福县人民法院发出判决书,改判王均无罪(指1952年判的八年刑。我们也会注意到,他和上面写的叶企孙的“特务案”是在同一年得到平反的)。至于在文革中的死亡,那是红卫兵所做,没有记录。文革中这类案件很多,都不予追查。

纵观王均的一生经历,他在青年时代显然是个认真探索和不断追求的人。他并不出身于有钱人的家庭,却先去了日本又到了美国学习;他先学习法律,又学习教育,最后学习神学,以教育和宗教服务为他个人的事业;他用中文写了一本书,也用英文写作(现在纽约的一个图书馆里有他写的一本书,是他的英文文章汇编,出版于1937年)。他一直在努力。革命者当然可以和他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人生安排,但是却没有权利打他关他残害他,最终毁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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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光琰

肖光琰(1920-1968)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1968年10月被关进“牛棚”,遭到虐待、体罚和毒打,12月11日在关押地死亡,时年48岁。两天后,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萧络连被发现在家中双双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肖光琰194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电脑网页上检索出肖光琰的学位论文,对他的遭遇也多了一份感慨。论文是1946年印制的。当时没有电脑网,电脑网上的索引是后来做的。论文保存在芝加哥大学CRERAR图书馆里。论文题目是“叶绿素荧光发射和光合作用在海藻、树叶和叶绿体中”。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很快,但是这些论文将要长久保存下去,作为人类知识积累的长河的一部分。

肖光琰1950年回中国,他的妻子甄素辉在美国出生长大,随肖光琰到中国,在大连海运学院教授英文。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肖光琰遭到批判,被迫作检讨。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肖光琰被当作“白旗”批判。

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时间最长害死人最多的一个“运动”。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化学物理所“占领上层建筑”。有的工宣队员态度凶恶,动辄打人。10月5日,肖光琰被关进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牛棚”。他的家被抄,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两个月零六天后,他满身伤痕死在被关押地,被宣布是“畏罪自杀”。

当时化学物理研究所有100多人被指控为“特务”。实际上,“特务”是文革重点要抓的“敌人”之一。在文革中,“阶级敌人”由文革前的5大类变成了8大类,即“地富反坏右”,再加“叛徒特务走资派”。在肖光琰的研究所,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全部都被指控为“特务”组织成员。这些人被“隔离审查”,长期关押,遭受刑讯拷打,有7个人死亡,这7个人都被宣布是“自杀”的。

张存浩先生是这个“特务案”的幸存者之一。他也是该所研究人员,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1968年他从家里被抓走。他家被抄了7次,连地板都撬开。他家孩子多,他又买了很多书和政府公债,因此没有什么存款。抄家的人抄不出银行存款,审问他说:你家为什么没有存款?一定是做了特务经费。张存浩的12岁的儿子张捷被叫去“揭发”他。他们说:你爸爸是特务。儿子问,特务是什么?他们说,你没看过电影吗?……

张存浩在“牛棚”中被关了一年,人们看到他脖子上挂了很重的牌子。不过即使在文革后,他也很少提起他在“牛棚”里所受的折磨和侮辱,甚至对家人也从来不提。他只是告诉过家人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悲惨,但也有些可笑:被抓进“牛棚”以后,专案组给了张存浩一个长长的名单,逼他承认名单上的人是他“特务”组织的成员。有一个名字是“张捷”。他当时并不老,38岁,但是气糊涂了,而且也绝想不到自己12岁的儿子会被列在所谓“特务”名单上,所以坚决否认他认识一个名叫“张捷”的人。为此,他被打了一个晚上的耳光,骂他“态度不老实”。

他说真是难以忍受。但是他想到了妻子和孩子,想到自己的家,他不会自杀。1968年和张存浩一起被指控为“特务”而死亡的7个人如肖光琰,也都有家有孩子。他们是“自杀”了吗?但是,他们再也不能说出在“牛棚”里到底遭遇了什么了。

我从图书馆书库中取出了肖光琰的博士论文。捧着这本绛红色布面精装的论文,让我再一次为写了论文的人和他被毁灭了的3口之家感到痛心。

肖光琰在25岁的时候完成了博士论文。知道他的人说,他当年读书的时候非常用功,周末和休假日常在实验室度过。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甄素辉和他的约会,都会被他拉到实验室。

图书馆的值班女士正好是做了这批论文的电脑索引的人,非常认真地给我解释索引使用方法以及她还在发展完善这些索引。显然她有非常好的专业训练并且热爱她的工作。肖光琰的论文上写有指导教授James Franck名字。她提醒我,芝加哥大学的化学研究所是以这位教授的名字命名的。我提起书库中肖光琰的论文有两份,她说,很可能这多出来的一份原来是Franck 教授的,原来在教授的办公室里。教授去世之后,把这个副本收到了图书馆里。

Franck教授(1882-1964)是192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离开德国来到美国。他的研究方向有两项,核能和光合作用。在前一方面,他的学生中有著名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肖光琰是他在后一方面的学生。1947年他退休以后,仍然领导芝加哥大学光合作用研究组10年。

说到光合作用,1958 年,留学过美国的中国力学学会会长钱学森配合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两次发表文章说,计算每亩地得到的太阳能经过植物光合作用可以转化成20万斤粮食。他完全不认为关于光合作用是否要问专家如肖光琰,而不是他一个力学家应该乱说的。当时《人民日报》上的粮食亩产不断增加,最高的达到13万斤。

肖光琰所在的研究所被列为文革时代的“先进典型”。我检索了《人民日报》电子版,从1971年到1976年,这个研究所上了20次《人民日报》。那时报纸很少,而且这家中国最大报纸全部只有6个页面,因此被《人民日报》报道是极难得的荣誉。这些文章的标题,有“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对着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如此等等。以这种样板指导全国,制造了多少肖光琰式的惨剧呢?

2005年,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文革前的领导人(中共党委书记)白介夫(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和肖光琰的苦涩友谊》。白介夫是资深共产党人,1937年去延安,1957年出任中国化学物理研究所领导,他坦率承认他当时连化学元素周期表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中学化学课本里的),却要领导肖光琰这样的专家,还错误地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把肖光琰当作“白旗”批判。到了文革,肖光琰这样的人更是全部成为“牛鬼蛇神”和“专政对象”,被派去领导这个研究所的“工宣队”,动手打人还使用刑具。他的叙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肖光琰生前所经历的。他主动表达的歉意因为在领导干部的文章中至今很少见到,所以特别值得珍视。

陈梦家

1944年,陈梦家和他的妻子赵萝蕤得到洛克菲洛基金会的资助,从昆明来到芝加哥大学,路上用了两个月。陈梦家是清华-西南联大的副教授,赵萝蕤是云南大学英文系的讲师。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学习4年后,取得了英文硕士和博士学位。陈梦家早赵萝蕤一年回国,在美国时对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的近千件中国青铜器作了全面系统的考查、照相、制作铭文拓片,结合中西方的研究方法,写下了一部英文的研究书稿。

1947年10月陈梦家回到清华大学。在1948年5月清华校庆的时候,清华文物陈列室正式开展,陈梦家是主持文物展览的4位教授之一。他们在筹建清华博物馆。陈梦家在从美国写回中国的一封信里说,看到美国“城市无论大小,其博物院皆为艺术文化之中心,或与大学美术部合作,或为中小学实地文化课程讲解之处,故博物馆实为民众教育之机构,同时又为讨论讲学之所”。他赞赏美国博物馆制度并且想要在中国推行。他也是那样类型的中国人,看到外国有好东西,就想学习并在中国也做起来。

1948年春天,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回到中国。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The Ancestry of “The Wings of the Dove”。她研究的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这对夫妇,一个研究中国古文字,一个向中国学生教授英文文学。陈梦家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铜器断代》(1955-1956)、《尚书通论》(1956)、《殷墟卜辞综述》(1956),等等。赵萝蕤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和惠特曼的《草叶集》。在他们身上,中西学术和文化正在交融和发展。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作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被取消,陈梦家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一度精神分裂。

1957年,早年留学欧美的人中,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比例特别高。当时对“右派分子”的处罚分为6种等级。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降职使用”。和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相识于芝加哥大学的巫宁坤先生,在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到北京任教,被划成“右派分子”后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比起那些被送到劳改营的人们来说,陈梦家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踩水车等。

1960年食品严重匮乏。陈梦家的一个朋友有亲戚被派往欧洲工作,设法从国外带来一些奶油。这个朋友请陈梦家到家中,吃抹上奶油的烤窝窝头。这原本不是什么奢侈的款待,在那个时候却珍贵非凡。陈梦家吃的时候流了眼泪。他年青的时候是诗人,这时依然有一颗敏感的诗人的心。但是他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忍耐着熬过了3年挨饿的日子。

1962年他在美国收集资料编成的青铜器研究印刷出版了,一部很厚的书,没有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时连数学书都不允许“右派分子”出版。

1965年初陈梦家摘了“右派帽子”。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所的院子里,毒日当头,有人往他头上吐痰。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老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那时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最严重的阶段。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24日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请看《文革受难者》中的“左奶奶和马大娘”)。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不只是人的体面和尊严,是剥夺生命。在1966年8月红卫兵杀戮中被害的人,并不是被刀枪一下子杀死的,是被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残酷折磨虐杀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找出了《新月诗选》,这是“新月诗社”的诗人们在1931年出版的一本诗集,由陈梦家编辑,那时候他20岁。书中有他的一首诗: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1966年8月24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陈梦家20岁的诗里,新月是一个美丽的隐喻,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1966年的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由于安眠药毒性不足,那天夜里陈梦家没有死。他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中学生红卫兵抄了陈梦家的家,在院子里用铜头皮带打他的妻子赵萝蕤,把她的头发剃去半边头发,成为所谓“阴阳头”,因为形似“阴阳”图案。后来,在北京大学校园中,赵萝蕤又遭到“斗争”和殴打。北京大学的一名英语教员悲愤地告诉我,她亲眼看到,动手打赵萝蕤的人中,竟然还有赵萝蕤曾经教过而那时已经留校教书的年轻女教员。她感到悲愤,一是为赵萝蕤的惨痛遭遇,一是为当时北大人的堕落。

10天以后,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在东城区钱粮胡同家中上吊身亡。时年51岁。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10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2006年,一名年轻的美国记者Peter Hessler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甲骨文 – 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航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这名记者1990年代到中国居住多年,这是他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书。陈梦家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不但是因为陈梦家是甲骨文专家,而且因为这名记者对他的命运和遭遇感兴趣。Hessler 认真采访了认识陈梦家的人。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一个地质学家,讲述了他在1966年8月去陈梦家的家中探望,正在抄家的红卫兵大喊“送上门来”,抓住他用铜头皮带毒打,他的白汗衫浸透了血。陈梦家的妻子和他一起被打。Hessler 还采访了陈梦家的同事,包括在1966年看着陈梦家被摧残折磨的人和在1957年写文章攻击陈梦家的人。他同时还在观察今天的人怎么记忆或反应这个话题。

他和一名考古所退休了的工作人员的对话,陈梦家被害死时这个人是考古所的年轻工作人员。他们谈到陈梦家的死亡。书中写道:从这个人(被访者)的表情,我完全不能辨别他是否觉得负疚或者感到难过,或者是否有任何别的感受。(225页)

Hessler 的含蓄的叙述在告诉我们,当文革摧毁了陈梦家和其他受难者的生命之外,还有别的比较隐秘微妙的东西被毁灭了,那就是人的恻隐和怜悯之心以及进行道德反省的能力。文革的暴力迫害是受难者之死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当时的人心和氛围也是造成绝望的一个原因。

陈梦家被害,已经是历史,是中国人无法拒绝的一幕历史惨剧也是丑剧,也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人怎么来说来谈来看来想,却是当下的中国人的选择。

Hessler 先生告诉我说,他早已看到了在我的文革受难者网站上关于陈梦家的文章。那是我在经过调查后2000年写的(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努力穷尽所有的已有的关于陈梦家的材料)。我在那篇文章里只写了谁是陈梦家和陈梦家的悲惨遭遇。Hessler的描述增加了一个文革历史记录的新向度。

另外,芝加哥美术馆的研究员Elinor Pearlstein 也已经完成了一篇很长的论文,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所从事的青铜器研究工作。看到她的写得非常缜密的文稿,特别是其中比正文还长的详细注解,我深为她的工作的认真感动,也为陈梦家的工作得到后人研究而欣慰。

附记:在这篇文章之后,笔者又发现了另外8名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文革受难者。会另文写出。

 

王友琴,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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