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與北京「底線」

林泉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任何危害國家安全,挑戰中央,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這是習近平出席7月1日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宣誓就職禮時所發表的演說中最受矚目的一句。關鍵詞的「底線」,開宗明義指的就是「挑戰中央」。在此「底線」的設定下,不僅「港獨」不可能被允許,香港的政治發展也容不得有任何被視為挑戰北京權力思維的空間。

其實,在習發表演說之前,北京進一步框定香港政治體制的發展方向早已呼之欲出。身兼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中共位列第三號人物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於今年5月27日出席「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發表談話時指出:「香港《基本法》規定特區政治體制不是三權分立,而是以特首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此言一出,引發泛民政黨人士的一片撻伐,並以「《基本法》列明香港有獨立司法權」作出回應。

港居相對弱勢地位

張德江拋出「行政主導論」,從後續的論述中,不難看出其目的在於強調「中央和香港是授權和被授權關係」及「不容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權力」。

筆者從張德江的「行政主導論」,配合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2015年9月12日提出的凌駕於三權之上的「特首超然論」,再加上2014年「佔中」以來北京諸多對重政改態度趨於保守的立場表述中,就已看出北京既想強化特首在香港憲政中優於立法、司法的特殊地位,又在中港關係中強調特首及特區政府居於「被授權」的相對弱勢地位,並透過如此的定位,控制特首,以達到其掌控香港的目的。

其實,北京著眼的已不限當下的「香港問題」,而是「50年不變」結束的2047年之後。近年來在論述香港憲政體制與中港關係頗受到高度關注的北京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近期執筆的《行政主導過時了嗎?─香港憲制模式再思考》中,指出「2047 年不是『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的存廢時刻,而是新生時刻,也是行政主導與香港行政長官的新生時刻,而當下的所有爭議皆屬於路途中的理念與條件準備」。此文道出了中共以「行政主導」鋪墊的權力思維不會放棄,而且將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繼續構築。

往「權威體制」轉型

因香港在1997年之前雖然沒有充分的選舉,但是一般威權政體缺乏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與學術自由還是受到相當程度的保障。不過,從回歸後北京延後07、08年的「雙普選」,再到規範2017特首選舉的「八三一決定」的出爐,已可清晰看出北京所理解的香港高級別的選舉包括特首及立法會的「雙普選」,都必須是在「可控」的條件下實施。

此外,北京在香港回歸後推動「國民教育科」、製造「銅鑼灣書店事件」,近期準備直接插手香港的教育制度,也不難看出香港往「威權政體」轉型的路線圖呼之欲出。

台灣也經歷過威權主義時代,不過最終也走向民主化的方向。然而,香港無論是當下的「威權主義化」,還是日後會否走向「去威權主義化」的方向,毫無疑問地都牢牢地掌控在北京手裏,這是香港與台灣最大的相異之處。

台灣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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