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難與抗爭中完成自己的一生——紀念劉曉波

陳景輝

直至傳來劉曉波病危的消息,我才認真地找他過去的著作來閱讀。當然之前有看過新聞報道,也咀嚼了他那篇〈我沒有敵人〉的動人陳述,但自問對他這個人的認識並不深刻。直至知道他即將在監禁之下走進生命的最後階段,我就回想起七八年前自己在街上喊過「釋放劉曉波」的口號及派過的單張,很記得當時一位朋友,遊行完還不罷休,誓要走去銀行換了一疊新簇簇的100元紅色鈔票,不懈地寫上「釋放劉曉波」5個字,企圖將信息傳遞到一切陌生人手中。

劉曉波病危的日子,往事就這樣湧上心頭。既是為了記念,更是為了紓解鬱悶,這段日子我不住翻閱劉曉波的著作。說來慚愧,我之前竟沒有看過那本1993年出版、今天已經絕版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這本著作曾引發巨大爭議,不少論者也對書中觀點有所保留,然而那個對民主抗爭、人性及社會體質充滿反思的迫力,且不斷赤裸地拷問自我靈魂的作者,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劉曉波。也許,書的名字很好地說明了作者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作為六四倖存者的劉曉波。

劉曉波展現的3個特質

成為一個像劉曉波般以一生之力活出信念的倖存者並不容易。在我粗糙的閱讀中,劉曉波一直以來的文章和行動向我們展現至少3個重要特質:首先是在死亡及遺忘之下的忠誠;其次是承受苦難的勇氣;第三是不斷的反思,以使備受苦難圍困的抗爭主體,不要被苦難的黑暗深淵所反噬,並保持謙卑和盼望。

讓我引述劉曉波像詩一樣的文字,題為〈那個春天的亡靈——六四十八周年祭〉:

「不要說失敗,不要說十八年的時光,從年輕生命倒下的那一刻,中國人的死就已經展示罕見的純潔和偉大,恐懼並不能淹沒覺醒,母親們以及無數維權者的覺醒,見證了亡靈那不息的活力。

我說不清,是亡靈讓那個殘忍的春天昇華,還是那個殘忍的春天讓亡靈昇華。生命轉瞬即逝,墳墓卻地久天長。臨終的遺囑成全了青春,我將活在對那個春天許下的諾言中。

如果我是一枝煙,就用燃燒兌現諾言。

如果我燒完,就用灰燼兌現諾言。」

劉曉波的詩和文字滿佈了殉道者的死亡氣息,但這不意味着終結或退縮,而是更像一道永恆的光般指引我們走着未完的路。

劉曉波說過,只有「走過牢獄之門,才能走向自由」。這揭示了面對完美獨裁的今天中國,假若決定要當一個堅持信念的倖存者或民主公民,你就必須具備面對苦難的勇氣。這其實不難明白。更有意思的是,劉曉波提出一種人格理想,也就是積極的悲觀主義,也就是說在苦難中抱有盼望,他寫道:「直面人生的悲劇性,非但不逃避,反而在正視人世的殘酷、血腥、荒謬、無意義的前提下投入現世生活,每個人都要在失望中保持希望,即便一次次失望,也決不放棄尋找希望,起碼要在充滿苦難的抗爭中完成自己獨特的一生。」

也就是說,生命也好,抗爭也罷,它的成果和意義根本毫無保證,但明乎此仍堅守信念走下去,而非陷入虛無、犬儒、逃避或廉價的無力感。這才是劉曉波所說的自由人,或積極的悲觀主義者。

劉曉波是個豐富立體的人物,因他不止是倖存者,也不僅是一位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道義巨人,而且也是一位時刻要求反思的知識分子,因而他跟他的苦難總是有一種思想的距離,再引述如下:

「在苦難中保持尋找幸福的激情,絕非把苦難和死亡浪漫化為甜蜜的毒藥,而是在醫治無限制地放大災難所帶來的時代悒鬱症以及個人心理疾患。我以為,無限制地誇大自己的苦難是反面自戀,甚至比誇大幸福的正面自戀更愚蠢更輕浮,更容易使倖存者滑向沉淪絕望和玩世不恭:我經歷過苦難我怕誰!沉溺於反面自戀中的人,會把個人困難當作世界上最大的不幸(正如無限制地誇大個人幸福,就是把自己當作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樣),進而把苦難當作向生活討債的資本,把自己當作理直氣壯的精神高利貸,似乎這個世界中的每個人都對不起我,欠我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巨額債務。」

將永遠成為指引未來的光

明明劉曉波就是可以成為那種站在苦難高地、四出「討債」的「債主」,但他沒有,反而常常強調自身付出的卑微。

這展現出劉曉波身上除了忠誠、勇敢及堅忍的人格特質之外,還有反思。這讓我們彷彿看見那位1980年代號稱「文壇黑馬」的知識分子的棱角容貌。

劉曉波一生的所思所行有太多值得我們反思及咀嚼的地方,讓我們記着,他的死就如他筆下的六四亡靈,將永遠成為指引未來的光。

作者是政治及文化評論人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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