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章含之、王光美不肯示人的那一面


黄宗英、章含之、王光美

一、黄宗英的“名”和“节”

在中国政坛迎来拥有知青经历的政治人物时,“知青”道路的文学作品又应运而生,尤其是所谓的青春无悔之类的喧嚣又再度红热起来。可是知青道路的“青春无悔说”立刻遭到了阻击,至少在网络世界已是四面楚歌。

这里介绍的黄宗英,她是1949年前的著名老影星之一,后来改行写报告文学,晚年以黄昏恋(对象是卧底文人冯亦代)出名。但是老知青们不屑上海女作家黄宗英!她是错误的上山下乡政策的吹鼓手,并藉此浪得名作家之名。

德国人民不仅清算纳粹希特勒、戈倍尔和东德昂纳克、克伦茨的罪行,也要追究具体作恶的刽子手和吹鼓手。德国小说《朗读者》告诉人们,希特勒建立了奴役人民的暴政,女狱卒汉娜则是押解和驱遣犹太妇女儿童走向焚毁的凶手。文革期间驱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黄宗英也是这一运动的卖力吹鼓手。

知青下乡是现代中国人绕不开的悲情话题。两千万男女青年在无外敌入侵的和平时期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边疆的大规模强制迁徙,牵动了中国主要大中城市的每一个家庭和单位。造成了亿万人民财产、生命、亲情、婚恋、教育、就业一系列的严重困难,影响了中国社会几代人的命运和精神面貌。

知青上山下乡是毛泽东一贯的理论思想,从抗战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开始到文革鼎盛时期,乃至(1968年12·21指示)全面施行。毛创造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马列主义中尚无先例。按列宁的经典说法,(列宁著《怎么办》)工人阶级中并不能自发产生先进思想,而需要从外部灌输先进的革命思想,更何况农民群体?

照此观点,中国的知青和农民其实本都是应该接受思想灌输的对象,知青们年齿尚幼,文化水平也偏低,除了极少数老三届高中生外,因文革时期的政治干扰都只有高小或初中水平;农民由于经济地位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更加缺乏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的能力。在中国亟待普及教育的时期却关停教育,把青年赶往农村。错误决策让几代知青作出了无谓的牺牲。

 文革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副总理李先念承认说:知青下乡造成了知青、家长、农民、国家“四大不满意”。从整体下乡的结果来看,所有的知青农场全部亏损不赚,云南知青农场所有的橡胶树,百分之百死亡。插队青年对集体经济只是负担鲜少贡献。由于知青本身文化上的欠缺,对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作用微乎其微,跟国家、家庭和个人的损失相比,绝对不成比例。

秦始皇筑长城,人民备受流离颠沛,好歹还留下了一座着名的古老建筑;上山下乡让数千万个家庭饱受折腾,绝大部分回城知青成了就业、成婚、下岗的老大难。极少数幸运者考上了大学,在文史哲领域崭露头角,国家依然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的严重断层。知青下乡违背了经济发展必须的城市化、工业化的基本方向,违背了世界潮流。

黄宗英靠“知青文学”发迹而成为作家。每一个下乡知青都记得,除了极少数干部子弟为主的团队以外,所谓的 “自愿”下乡都是虚假的说法。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对农村情况完全无知而懵懂出行,而小部分不肯下乡的则是一律采取了轰、压等逼迫手段。不断敲锣打鼓,疲劳轰炸,直到全家招架不住,到街道办事处“自愿”报名为止。

这些都是文革下乡高潮时的做法,在文革前夕不少家庭还能提出一些借口,比如咱家子女身体弱,咱家子女成绩很好(能考大学)之类的说法,希望躲避下乡的出路。当时就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典型人物,北京市女高中毕业生侯隽,主动放弃高考,到(当时的河北省)天津市宝坻县窦家桥插队务农。

1963年7月23日黄宗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特别的姑娘》,介绍了高中毕业生侯隽放弃高考下乡的宣传典型。在这之前,黄宗英已经发表了介绍邢燕子(回乡女青年)的文章《小丫扛大旗》。黄宗英的报告从舆论上堵死了知识青年躲避下乡的所有路口。

此时三年严重灾荒刚刚过去,尽管当时掩盖了大量百姓被饿死(主要是农村人口)的消息,但是知识阶层和各级干部(通过彭德怀的发难和申诉及其悲剧命运)对于当时农村的困苦并非全然不知。人们知道农村户口就意味着没有工资,没有商品粮,所以当时宣传鼓动下乡的号召在城市人民当中反应寥寥。

所有介绍黄宗英作品的文章都津津乐道地记叙说《特别的姑娘》等知青文章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发表的。这种说法恰好证明了黄宗英的文学作品并不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生活疾苦,而是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说得更加透底一点,撰写这类文章也是黄宗英本人的一种需要。批武训传和反右等运动之后,她已经明白了毛主席对鲁迅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态度。1962年短暂的宽松刚刚过去,毛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开始让中国文化界感到凶险斗争的前兆。林家铺子、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不夜城、谢瑶环等电影戏剧遭受批判,文化界人人自危。

黄宗英赵丹夫妇决非没有感觉。所不同者,他们不是困坐愁城徘徊迷惘,而是主动去迎合当时宣传的势头。赵丹参与了拍摄知青改造思想的电影《青山恋》。把苦涩写成甘愿。结果也未讨得上级的欢心。直到文革后他临终彻悟,发表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十字箴言。而那时的黄宗英却接过了周恩来的暗示,抓住下乡插队青年的题材,为自己找到了成名之路。

几乎与此同时,主演《林家铺子》和《早春二月》的艺术家孙道临却被指令到吴泾化工厂工地参加体力劳动,厂党委宣传干部对我们这些也在该厂劳动的中学生们提到孙道临时,轻蔑地直呼“这种人,哼,资产阶级。没什么了不起!”那种敢于把市民们崇拜的电影明星一口骂倒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两者相对照,印象殊深。同是从旧上海文艺界出身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待遇截然不同,实因黄宗英能机灵迎合当是的政治需要而已。

《特别的姑娘》针对许多家庭关于子女体弱,成绩优异这类的想法和理由,在上级文件就不好正面批驳的情况下,这就需要树立一个侯隽这类的典型,侯隽“因品学兼优获得北京市教育局的奖状”;侯隽的“身子又单薄”(《特别的姑娘》第5页和第7页),既然这样一个姑娘都下乡了,其他不想孩子下乡的知青家长们,还有什么理由好抱怨的呢?

黄宗英决不会不知道,当数以万计的女青年为了一张入学通知、一个招工指标、一个回城名额而不得不“自愿”向那某些社队干部、农场领导屈从逼婚或被“潜规则”的时候,这看不见的压力中也有一份是来自她的报告文学。

有人说知青下乡的文艺作品,汗牛充栋,黄宗英只是其中之一罢了。不,绝大多数的知青下乡作品都是领导安排,作为任务下达的创作命令。历次运动文艺界人士都少不了这类尴尬。但是黄宗英的知青作品是她自己找上门去写的,首开风气之先。《特别的姑娘》开宗明义就说她“按计划日程本该离开宝坻县了”,她是“计划外”采写了这篇文字。她也知道鼓吹知青下乡的文学作品假话连篇,遭人唾骂。

黄宗英的思想左得出奇的又一个例子是,《特别的姑娘》中的小机灵只是离开窦家桥嫁到邻县当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而不是下乡),黄就把小机灵说成是落后青年。连这样可怜的小姑娘也不肯放过,黄宗英实在是太狠心了。1996年在《雁南飞·黄宗英传》中她向“小机灵”表示了道歉(第109页),但除此之外,对于文章总体伤害过的全国知青,黄没有表示过任何道歉。不仅没有道歉,而且始终以此文为荣。

2001年她对文艺报记者说:“我很喜欢《文艺报》,是《文艺报》把我捧红的。那时候我写的报告文学,是《文艺报》发了评论文章,我就一下子红了”。但是翻遍文革以后出版的黄宗英作品选,却没有一本选入了《特别的姑娘》和《小丫扛大旗》这两篇“成名作”。为什么?黄是心虚的,因为这种文字仅是政治需要的应时鲜果,尘埃落定的今天,早已枯朽腐臭见不得人。《特别的姑娘》和其他歌颂上山下乡的文艺作品《朝阳沟》、《年青的一代》和《边疆新苗》等作品一样,不仅严重脱离现实,向壁虚构,恰恰掩盖了大量知青和家庭因分离、贫困而痛苦的状况。

有一次她来到单位(笔者曾和她是编辑部同事),讲了一个她经历的真实故事。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社会上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消息频频传来。黄宗英经常出入西藏和新疆。有一次她路过青海格尔木地区。不料有人走漏了上海女作家来访格尔木的风声。当她到达格尔木市招待所的时候,外面忽然聚集了一大批群众,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强烈要求会见来自上海的女作家!来人越聚越多,估摸竟有好几百人。他们手中拿着文字材料,口中念念有词,我们要见上海作家!上海女作家,帮帮我们的忙吧,帮我们为亲人平个反!……格尔木是青海省第二大城市。青海是全国着著名的劳改所在地。历次运动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坏分子者,判刑后多半押往这些省份,上海民间俗称“新西兰”,实指新疆、西宁和兰州,泛指大西北劳改农场。这些可怜的人们都是五六十年代被押往青海的劳改人员家属子女。其中到底有多少冤假错案,无人知晓。

黄宗英面对这样的场景惊惧万分,她根本不愿意跟这些妇女接触对话(其中就没有一些知识妇女?),终于在市委接待人员的协助下侥幸脱身,虚惊一场。或许人们叹息,黄宗英错失了一次可以获得天津作家杨显惠撰写名作《夹边沟纪事》那样的机会。黄宗英是没有那样的胆识和眼光的。文学批评不宜揣度和臆测作者的主观意图。

从效果来看,黄宗英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获得权力照顾和支持的对象,而绝不是无权无势或备受争议的冤魂。有人说,黄宗英晚年已经大彻大悟,不必对她紧追不舍。她的子女(周旋的儿子也应是她的养子)经历了文革和下乡的炼狱。她彻悟到什么程度,知青们怎么知道?她的悲愁并不足以抵消作品造成的恶果。就像刘少奇王光美受到了文革的蹂躏,但是历史仍不会忘记他们夫妇四清中的桃园经验、文革初的资反路线造成的恐怖和虐待。

黄宗英的传记《雁南飞》第125页描写女儿赵橘要去黑龙江插队的情景充满悲情。文中还提到周民去江西和周伟去内蒙插队。此时此刻黄宗英竟没有一句《特别的姑娘》里理想主义的口号,“去农村把苦吃个干净”(第六页)。黄宗英为什么不鼓励他们去当《特别的姑娘》中所歌颂的“攥书本扛锄头的乌脚梗”(新农民)(第四页)?为什么不像对侯隽那样鼓励他们说:“党支持你们”!(侯隽凤凰网访谈)为什么不督促自己的女儿争当新的侯隽邢燕子?

黄宗英的文学成就可以简单的概括,就是“小机灵”文学。黄宗英笔下的小机灵只是一位可怜的小知青,其实黄宗英才是中国文坛的“小机灵”。她能机灵地发现领导层宣传即将注重那些人物和事态,于是浓墨重彩地去加以描绘。同时机灵地迴避某些敏感主题,或不愿意涉及的主题。她一生中最值得褒奖的恐怕只有一件事,那就是2007年证实了反右时期罗稷南与毛主席关于“鲁迅如果活到反右时将如何”的那一次发人深思;的对话。但是考虑到有关领导不会喜欢这类话题,在完全由她自己主导撰写的传记中竟然只字未提这一轶闻。

上山下乡运动塑造了一系列宣传名人邢燕子、候隽、董加耕、张韧、赵耘、鱼珊玲、朱克家、张铁生、白启娴、柴春泽等。青年总是单纯青涩、怀抱理想的。舆论宣传把他们推上下乡模范的高端以后,他们就变成了政治符号,逐渐身不由己。他们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符号,类似于古代贞节牌坊。

封建节烈,只要心如古井,面如死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默默忍受与性生活、性爱相联系的灵肉压抑便可以功德圆满。而现代“贞洁”则更加复杂,不仅婚姻爱情受限,而且升学、求职、举手投足全都身不由己,还要经受政治风浪的颠簸和惊骇。

邢燕子的婚姻完全是由组织上指定的。邢燕子说“我不后悔”。虽不后悔,难道就没有遗憾吗?还有那一位突破“传统观念,跟农民结婚的大学毕业生”白启娴,完全没有任何爱情基础而勉强成婚,原要离婚,却阴差阳错被捧为新风俗典型。可怜一个爱说爱笑能歌善舞的开朗女孩竟被舆论宣传断送了青春,到死也没有挣脱悲剧厄运。

由于文革斗争的动荡反复,这些人都经历了大红大紫和检讨挨斗的曲折坎坷。侯隽曾经跟文革的钦定黑帮周扬、四人帮的主犯江青都有过公开接触,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些经历都会给侯隽带来强劲的政治冲击和沉重的批斗压力。朱克家被开除党籍,下矿井挖煤。张铁生判刑劳改15年。

下乡青年失去了粮油定量,即使全劳力全勤也很难养活自己,必须靠家庭贴补。只要插队几个月或一年,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有黄宗英笔下小机灵的想法,想找一个有国家工资(至少补贴)的活计,于是招工、招生和招兵的名额就成为争夺的目标。每个家庭都开始动用自己的裙带关系,托人情,走后门的恶劣歪风正是从下乡运动之后开始跨省市大规模地盛行起来的。《特别的姑娘》连这样可怜的小人物和常人心态都要嘲讽和打击,后来这种脱离人民的文章落到知青痛恨的下场是必然无疑的。

根据凤凰网2009年与知青典型的访谈,我们知道,当年侯隽竟不得不唱歌以忘记饥饿的难耐。其他的知青还可以逃回父母亲友的身边,她作为典型是不能逃避的。邢燕子婚后也因饥饿奶水不足,婴儿啼哭。侯隽匀出自己的口粮去接济。候隽等这些模范典型先进人物,曾应邀出席毛的生日宴会,候隽近在咫尺,也没有向主席询问,为什么很多农民连饭也吃不饱,为什么有的领导人的女儿不下乡插队?在他们担任委员、常委、主任的人代会、党代会、团代会上也无人在大会上质询,为什么农民连饭也吃不饱?

所有下乡知青的典型都是吃过“苦中苦”的人物,(只要政治不栽倒,就可以做“人上人”:代表、委员、主任等等)。他们吃苦之余又被羞辱的经历更令人同情。但是他们几乎都缺乏反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勇气,却接受了宿命的观念:服从了组织的需要,自认是时代的产物,……但是他们不仅是时代的牺牲品,也是他们主动地充当了错误政策的工具。

正是在他们这些“榜样”的阴影下,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无法选择生活道路,失去了学习的自由,婚恋的自由,甚至发生女知青被逼婚、被侮辱,不少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被歧视、被压制。历史当然不可能倒推而重新演绎,但是他们继续用“青春无悔”来掩盖这些“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对于知青一代的再伤害。

应该指出的是,《特别的姑娘》这类报告文学和报道所记录的并不是当时青年的真实生活。只是当时宣传的需要。侯隽近年在凤凰网上也承认,她给家里的信息只说好的(别人帮助),不说其他。当母亲知道她的困苦时哭了三天三夜。在黄宗英发表她的成名作的时候,上海市民中已经广泛流传赴新疆上海青年的不幸和受骗(没有探亲权利,根本没有宣传中的种种生活条件),文革初期各地都发生下乡青年要求回城和生活困难的示威活动。当侯隽董家耕们发出各种豪言壮语的时候,广大知青正在经历失学的痛苦和精神的压抑,他们的青春荒废,对国家建设极少建树。

两千万知青,亿万个家庭,二十多年的苦难(1955-1980)。所谓的下乡知青典型都缺乏真诚的感召力量,全凭社会宣传的的支撑而浮沉。下乡知青典型中,除了朱克家彻底醒悟不愿再跟舆论宣传沾边以外,侯隽、柴春泽患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继续不断地粉饰知青下乡问题上的历史。文革是全面的浩劫。知青下乡则是发生在青年教育、人才选拔、人民就业等社会财富和权力再分配领域内的文革。下乡运动是文革的有机组成部分。1980年中共中央停止上山下乡,就是对文革的具体否定。侯隽、柴春泽等人反复歌颂上山下乡鼓吹青春无悔,实际上就是仍然颂扬文革,向人民的伤口上撒盐。


二、章含之故意掩盖最重要史实

文化大革命结束到今天已经数十年了。在中国人的心目里,那场浩劫已经被逐渐淡忘,这并不应该责怪那些今天30~40岁的一代人,文革发动的时候他们才出生,或者还没有出生,今天,当他们坐在出版社编辑部的办公室里,看着那些当年红得发紫、而在过去的20年被人们遗忘的人物的回忆录时,他们觉得好奇,觉得有轰动效应,于是,像姚文元、王力、戚本禹、谢静宜、徐景贤……等等的名字又开始出现在书市、互联网或者电视节目上,其中一位最令人诟病的女士是章含之。

这些年,章含之就她和乔冠华的婚姻写下了不知道多少文字,口口声声诉说她的乔冠华的爱情有多么的可贵和忠贞,对乔冠华在文革后的处境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章含之至今还不敢说,乔冠华的被处理是冤案!但是,她的所有谈论关于她和乔冠华关系的书籍和文字,都明显地表露这个意愿。

关于对乔冠华的处理到底是不是冤案,就像当年对四人帮的处理是不是合法,自有史学家来论证。我在这里想谈的是,章含之故意掩盖了她和乔冠华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内容,也就是导致了乔冠华后来沦为四人帮同党的原因:没有章含之做引路人,乔冠华可能还不会陷在四人帮的帮围子那么深。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四人帮的斗争中,章含之不仅自己站在了四人帮一边,而且把乔冠华拉下了水。

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我们要感谢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高文谦先生出版的《晚年周恩来》。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客观地道出了文革当中,毛和周恩来的关系,把文革历史当中一个始终被掩盖的事实基本澄清了,那就是所谓的批林批孔和后来的评《水浒》,都是针对周恩来的。这是公开在全中国老百姓面前的政治斗争,在批周这一点上,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官方舆论界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愿点穿;而事实上在1973~1976年前后党内上层(省军级以上),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早已是白纸黑字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上面。批周的高峰是1973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谜,因为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次以批周为主题的会议的记录,根据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要求,全部销毁了。邓颖超的这个做法很合乎周恩来的为人。尽管从文件上已经很难查到与会者的发言记录,但是关于这次会议还是有不少记载和回忆。《晚年周恩来》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论述。除此之外,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也从侧面涉及到了这个会议。周秉德写道:

没过两天,游泳池 (注:毛所在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 (请注意这里),一块儿讨论讨论。但是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和高振普(周恩来的卫士)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的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它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半句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亟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对会议的评价是会议开得好。在这次会议上,乔冠华是作为外事口的代表,对周恩来进行重点批判的人物。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乔冠华是中国共产党内,由周恩来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职业外交家,他怎么样会成为批判周恩来,后来又堕落为四人帮内定内阁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是关于乔冠华一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在章含之介入之后乔冠华生活发生的变化。

章含之是一位通天的人物。她曾经是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毛自己先前有一个英文秘书林克,聘请章含之时,她只有20岁。外交部还有一批女工作人员,她们是王海蓉、唐闻生、罗旭等,当然,章含之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她们利用毛接见外宾的机会,可以随时向毛进言,在当时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氛围下,担当了一些很不光彩的角色。而章含之凭借着毛英文老师的头衔,得以更加接近毛。

乔冠华尽管当时已经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但是还没有走进到中南海的圈子里面,或者说,还置身于当时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之外。但是自从章含之走进了他的生活,从此乔冠华就随同章含之陷入到一股暗流当中不能自拔。

章含之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轻描淡写地谈到了1973年批周会议,并且后悔没有为周恩来讲句公正话。事实上,她和乔冠华岂止是没有讲句公正话,他们是被人从外事口搬来的轰击周恩来的重炮。

章含之在书中写道,乔冠华为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批周的发言很后悔,曾经在1975年见到周恩来时当面向周恩来道歉,据章含之记述,周恩来对乔冠华表示了谅解。但是同样的场合,周恩来在1975年在305医院接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这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接见结束之后,医生护士和在场的工作人员要求和周恩来合影留念,周恩来同意了;合影之后,周恩来向众人说:我希望你们当中的人不要在我死了之后在我的脸上划叉子。当时所有的人都大为吃惊。乔冠华是当时参加合影留念的人物之一。

诚如章含之书中所写,毛事实上对乔冠华一直不满意,冠冕堂皇的说法是政治上右倾,因此乔冠华一度向左派靠拢,而最终乔冠华和章含之明白,为什么毛对乔冠华不感冒;这使得已经结为夫妇的乔冠华和章含之逐渐脱离王唐两位要员,试图在毛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和江青、张春桥等走近,最终进入江张内阁的班底。

章含之著书从来不谈这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乔冠华为什么被四人帮选为副总理,又为什么在四人帮倒台后被撤职,章含之自己为什么被立案审查。按照章含之的说法,似乎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共中央无缘无故冤屈了乔冠华,撤销了乔冠华的职务,而对她自己被项目组专案审查一事更是讳谟如深,只字不提;似乎她章含之和乔冠华不仅不是四人帮的随从,反而倒是四人帮的受害者。

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并没有隐瞒的必要。无论是乔冠华还是章含之,不过都是政治大棋盘的小棋子。现在回过来看那段历史,他们都是牺牲品。需要现代人警惕的是这些章含之现象、徐景贤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极为不彻底的。中国不仅没有建立起文革博物馆,反倒是这些当年的打手可以靠编造歪曲历史的历史,大赚其钱。周恩来九泉之下何以能够瞑目,张志新烈士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


三、王光美的两面性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她同时是这一不幸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错,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为了反思一个时代。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去世,网络上一片赞扬声,更对她文革中的遭遇无比同情。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王光美作为当时国家主席夫人,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中,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

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刘少奇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发动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某些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桃园经验”开文革政治迫害先河

首先,“桃园经验”开创了“夫人参政”的范例,使得随后启用江青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例可援,有章可循。

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的“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遭迫害致死,共计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并被平凡昭雪。这是邓小平实事求是路线的成果之一。

文革初期迫害清华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立刻成为总指挥。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 “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文革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四百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抓住,并进行猛烈批判,成为为打倒刘少奇的重要一步。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被打倒。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所有和我交谈的师生都认为:王光美言行不一,整人手狠,虽然造反派对她的批斗过份了,但也可看作她的一种报应吧。

应当指出的是,文革以后,王光美只是强调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比如,她在不少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来证明自己残酷迫害别人的正确性乃至预见性。这些都是毫无反省和忏悔的一面。

一个微妙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一定程度批评。目击者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刘的专案组组长。还有人撰文说,在刘少奇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字眼。

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也开始转变态度。有一个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新凤霞听后十分不屑地说:“她那位丈夫都被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

王光美的言行,蕴藏更深的还是她对于她家庭的特殊利益的切实维护……而王光美为了不连累儿子的政治前途,自然也心甘情愿地作了这一“政治秀”的主角。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这是值得同情的一面,但是她的另一面同时也是这一历史浩劫的制造者之一。追究历史责任、清算历史错误,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重要是为了反思一个时代,昭示未来的时代。

本文作者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原编辑

彭小明,木知木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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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 精彩!让大家知道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在那些特殊的年代,民智未开,不止黄宗英,可能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那么愚昧无知。王光美,她后来已经从受害者变成了受益者。过去的苦难和先夫的遗骨,已经成为她和子女的发财致富,获得利益的资本。所以,她认贼作父也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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