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思想溯本與啟示


劉曉波未參加民主運動曾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資料圖片

劉曉波身患末期癌症,備受海內外關注。劉曉波生平三件大事,包括八九民運堅守天安門至最後一刻,發動《零八憲章》聯署鋃鐺入獄,以及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劉曉波在大陸知識界冒出頭來,早於其八○年代單挑當時思想界大師李澤厚而起。李澤厚是中國美學大師,也是八○年代思想界的紅人,中共建政後首名研究康德的哲學家。

中共建政後,中外思想研究從此休止,學術界亦只能圍繞着馬克思主義討論。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停頓了足足三十年的中國思想界才再度活躍。李澤厚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學的批判》打開了中國思想界擺脫馬克思主義枷鎖的大門。其名為批判康德,實際上卻是重建康德哲學。

然而,新一代知識分子認為李澤厚走得太慢。劉曉波寫下《選擇的批判》,認為李澤厚的康德主義過份強調社會理性,扼殺了個人自由,批判李氏的「整體主體性」,另主張「個體主體性」,又反對李澤厚重新肯定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要全盤否定孔孟之道。劉曉波由此聲名大噪。

其實八○年代大陸的知識界討論,早在五○年代的港台早就發生。1949年隨大陸變色南來以徐復觀為首的新儒家學者,以香港作為復興中國文化的基地,出版《民主評論》,與以台北為基地的雷震等自由派在《自由中國》隔空筆戰,內容就是圍繞着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新儒家大師牟宗三受康德影響之深,亦希望以德國觀念論(German Idealism)與中國傳統思想結合。而自由派的殷海光批判新儒家為「玄學文化主義」,當中滲着黑克爾的極權主義傾向。

新儒家在英國殖民地政府促成下走進了中文大學學院,影響了超過一代的香港思想界。可以說陳雲口中「大中華情花毒」,即中國的文化國族主義,就是從唐君毅「花果飄零」說演化而來。然而陳雲雖在德國留學,卻未見有康德思想的影響。據其於《哲學有偈傾》的自白,其種種行為反而更像師承意大利的馬基維利,以表裏不一、只求結果不問手段的「現實主義」(其經常掛在口邊的realpolitik)為綱,與康德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完全相反。

至於陳雲的「華夏復興」事實上比其自由派口中的新儒家的更玄更虛,正如其中一篇《自由中國》的評論說「搬弄一些玄學名詞,一概是空中樓閣,絲毫無補實際。我們對於經驗性的東西,一方面須作經驗性的研究,另一方面須作經驗性的實踐。」然而陳雲在《香港城邦論》中的國師式建國藍圖,的確有一種托曼所批判,德國觀念論中的「政治彌賽亞主義」(political messianism)影子。

立場始終如一

可惜書生的舞文弄墨終敵不過國家機器,雷震被國民黨政府判「煽動叛亂」罪入獄,成為六○年代的劉曉波,自由派在台北政權的白色恐怖下難以圖存,曾一度席捲大陸的思想解放也隨六四屠殺戛然而終。似乎在強權之下,甚麼崇高的主義也不如槍杆子實際。

然而五○年代港台、八○年代大陸知識界之論爭尚未完結。當今天港獨思潮湧現,有人提出要建構一種「香港主體性」,其主體性究竟應當是李澤厚的「整體主體性」還是劉曉波的「個體主體性」,黑克爾辯證法下的國家主體,還是存在主義下的自我主體呢,這其實跟早前本土派就有關「民族自決」與「民主自決」之論爭亦有相似之處。這些討論也足以影響他日本土運動之發展方向。

不論如何,當大陸的思想開放被極權統治下的馬克思口中的「拜物主義」(commodity fetishism)吞噬時,劉曉波成為從八○年代以來到《零八憲章》,在時局惡劣下依然始終如一。相比起當年八九民運與今天香港政壇中立場搖風擺柳,甚至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的政客,劉曉波彰顯了一名知識分子的錚錚風骨。

貝加爾 自由撰稿人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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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刘晓波与顾晓军的“政治遗产”之比较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renquan/minyun/20170709/7888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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