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的抉擇與蛻變的心路

章海陵

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肝癌去世。他是八十年代的「文壇黑馬」,曾聲稱「中國文學要打倒屈原與杜甫才有出路」。他在六四之夜力挽狂瀾避免血流成河,也拒絕流亡海外。後因《零八憲章》失去自由,卻以「沒有敵人」的論述與政權博弈。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知名異見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因病去世,終年六十一歲。中國媒體報道他的死訊及時而簡略,但微信圈出現大量貼子,呼喊「劉曉波,一路走好」。在香港,前不久受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祝福的香港新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我與香港人民一樣,對劉曉波及其妻子劉霞表示哀悼。」對於劉曉波早前是否應當被允許出國治療,以及未亡人劉霞日後的人身自由,林鄭月娥表示相信北京將以合情合理的方式處理。

為挽救劉曉波的生命,中國監獄當局和醫護人員其實也盡了最大努力。中南海非常關注劉曉波,指示要求盡力救治。北京甚至邀請美國與德國專家組成的聯合醫療團隊,對劉曉波進行最佳治療及臨終關懷。至於中方不同意劉曉波出國就醫似也可理解:病人已命在旦夕,出行極可能加速死亡。臨終前劉曉波與夫人劉霞已對醫生等人員表示了感謝。但關注劉曉波的人們都不免在想,當局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再怎樣說,劉曉波只是一介文人,有異見但絕無暴力傾向,當今中國許多領域都在奉行多元化,對劉又何必如此嚴苛?

當下這一刻,劉曉波頗不平凡的一生、他的心路歷程,也在人們腦海浮現。普通民眾知曉劉曉波,是因為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他是當年人山人海廣場上的「四君子」之一(另外三人是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廣大文學愛好者熟知劉曉波,因為他是八十年代大名鼎鼎的「文壇黑馬」。文革結束後的一九七七年,老三屆知青經過嚴格考試得以重進校園,成為中國恢復大學招生的頭一批大學生,但他們畢竟是少數,而且年齡已近中年。相比之下,一九五五年出生的劉曉波也在此時進大學,實在是太幸運。贏取學士、碩士及博士學歷,劉曉波也一路順暢。他撰文下筆千言、揮灑自如,有思想深度,也別有新意,令一些讀者產生驚為天人的好感與震撼。不過,在學術人眼中,劉曉波只是聰慧過人,學問上仍稍嫌稚嫩,雖是塊好玉,但有待「打磨」。比如,劉曉波挑戰「美學大師」李澤厚,發表長達十三萬字的論文《選擇的批判》,其中許多引文用黑體標示,重點論述打上黑點,卻通篇不見論據的出處與註釋,分明與學術規範、嚴謹的論文標準仍有距離。

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劉曉波持絕對否定的態度,曾被指為「狂熱地鼓吹民族虛無主義」。他聲稱「中國的文學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中國從古代至當下長達幾千年的文學毫不足取,必須徹底否定。他甚至連「取其精華、捨其糟粕、全面繼承」的觀點都不容忍,認為只有在徹底的反傳統中,精華才能保留下來,而不被糟粕所同化。妥協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文革就是最好的證明。不提文革倒也罷,時至八十年代,劉曉波唱出這番高調,不就是在重拾「徹底砸爛傳統」、甚至「貪官好過清官」的文革口號嗎?

不過,劉曉波堅決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是受瀰漫八十年代學界偏激氛圍的影響,也是劉曉波長期受到讀書界一些人熱捧與仰慕的原因之一。重要的是,劉曉波才三十四歲,就已是名滿天下的才俊,多次出訪歐美或出席學術會議,而此時拼搏學位的同齡人還在挑燈苦讀,他也難免流露些許驕傲與自戀。可是,誰也沒想到,像劉曉波這樣一個鄙視祖宗文化、「崇洋媚外」的右翼憤青,內心卻是一個狂熱甚至急躁的愛國者。八九年,正在美國進行學術訪問的劉曉波聽說北京爆發學運,當即回到祖國首都,來到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的抗議人群中。才氣逼人而內心分裂的「文學驕子」劉曉波,什麼樣的遭遇在等待他呢?命運還將一如既往地眷顧他嗎?

在原本就抵觸街頭政治的知識人和民眾看來,劉曉波等「四君子」早已不是青年學生,況且遲至六月二日才現身廣場、發表什麼「絕食宣言」,大有投機、出風頭之嫌。幸虧卡瑪‧韓丁留下三小時紀錄片《天安門》,人們看到正是在劉曉波等人的勸導下,一些狂熱學生砸毀了落到他們手中的槍枝,從而消除了「武裝暴動」的口實。劉曉波無保留地支持和同情學運自是不用說,同時也憂心忡忡發現學運自身的致命錯誤,即可怕的偏狹與激進,尤其在當局不惜動用武力中止學潮之際。何如向學生進言、勸導他們撤離廣場回歸校園?劉曉波向「四君子」同伴表示,「如果我們不進入廣場、不面對學生同樣的危險,我們就沒有資格發言」。劉曉波對堅守廣場的學生則說﹕「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們想過沒有,這槍一響,天安門廣場將血流成河?」

果然,六四之夜不是學生,而是劉曉波等人出面,跟戒嚴指揮部聯絡,其實是「示弱」地說服軍方,同意讓受困的數千名示威學生安全撤出包圍圈。六四親歷者、文化學者劉蘇里回憶,「曉波有一種從未消失的英雄主義情結」;「如果他沒有在現場,我相信會有人死在廣場上。那是曉波的和平主義行動」。劉曉波「四君子」現身廣場的真正動機到這時才顯現出來:寧可引來天大罵名與誤解,也要向絕望的學運注入理性、冷靜的元素。可以說,劉曉波中斷海外訪問,投身天安門廣場學運,彷彿就是為六四之夜而作準備。

關於八九天安門事件的起因,鄧小平有精準論述,稱由當時國際國內的大小氣候所決定,該事件早晚要發生和來到。換言之,學潮是無法迴避的「天註定」事變。所有為減少災害損失而竭盡全力的挽救行動,都值得肯定與嘉勉。評價劉曉波介入學運且修成正果的行動,尤其是他六四之夜的力挽狂瀾之舉,豈可使用雙重標準?劉曉波令天安門廣場避免一場血流成河的大慘劇,這是他的功績,而不是罪狀;是他的光榮,而不是恥辱。但劉曉波卻被戴上「動亂黑手」的帽子,被送進監獄,迎來慘不可言的萬劫不復。這公平嗎?

從八九年到零八年,中國新一代人對曾經的「學界精英」、「理論新秀」和「文壇黑馬」劉曉波,完全沒有印象。曾是作家、學者、撰稿人和教師的他,出獄後又被勞教過三年,失去一切工作機會,只能靠給國外媒體寫稿維生。對於自己的祖國,劉曉波不可能沒有悲傷與怨恨,但他出獄後幾次出國開會,每次都如期返國。海外華人認為他最有機會和資格留下,並能成功申請「政治避難」,但劉曉波始終沒有跨出這一步。他依戀祖國,初心不忘。他作為愛國者,始終如一。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劉曉波在家中遭警方逮捕。十二月十日,網上公布《零八憲章》。這兩件事大有關聯。嚴格說,劉曉波並不是《零八憲章》主要起草者,而他在事件中之所以顯得「惡劣」,是因為極力號召和動員他人署名。劉曉波向當局承認對《零八憲章》負有全責,大有「下地獄,捨我其誰」的氣慨,沉睡身上多年「六四黑手」的細胞再次覺醒。劉曉波被判刑十一年。令人鼻酸、感嘆的是,劉曉波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離世,而他的刑期還沒有結束,他留下的是一具「戴罪之身」!

從內容上看,《零八憲章》不能不令人感慨萬千和肅然起敬。《零八憲章》可視為文革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的姐妹篇。《中國向何處去?》作者楊小凱在全國武鬥的形勢下,提倡巴黎公社式一人一票選舉制度,因為文革中毛澤東多次讚賞巴黎公社精神。而《零八憲章》則為中國當前的政治改革提供具體意見,多為操作性及方法論之議,充滿了善意與誠意。《零八憲章》與《中國向何處去?》都在為中國呼喚一個清廉好政府,這是兩者的最大共同點,但也一致招來當政者的猜忌與憤怒,原因不難想見。

按說,《零八憲章》提及人權保障、言論自由、聯邦共和及轉型正義等,類似內容在其他異見者文章中比比皆是。但《零八憲章》和劉曉波為何如此「招恨」呢?就因為那個「憲」字容易使人聯想到英國的《大憲章》與捷克的《七七憲章》。這篇不過五千字的文章竟冠有「憲章」之名,豈止是嘩眾取寵?套用階級鬥爭年代的話語,這可是「反革命鬧事的信號彈」。但話再說回來,那個「憲」字究竟有什麼可怕?憲法,按通行說法,是高懸黨紀國法之上「根本大法」。對正常國家而言,憲法就像人倫之於人類社會那樣重要。

今天,民眾普遍懷念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及習仲勳等中共改革派,很大一個原因是他們當年頂著莫大壓力,令「八二憲法」出台,其主要內容包括:將中國的國家性質由「無產階級專政」恢復為「五四憲法」中的「人民民主專政」;將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並列為三支基本的社會力量;恢復設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改由全國人大選舉;國務院實行總理負責制;規定國家、全國人大、國務院領導人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取消了領導職務的終身制;新增「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條文;承認國營、集體、個體三種經濟都不可缺少,申明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益等。毫不誇張地說,「八二憲法」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塊豐碑,堪比一九七八年的「三中全會」。如果說「八二憲法」光芒耀眼,光源不就是那個「憲」字嗎?

在《零八憲章》事件及劉曉波判刑之後,當局開始了「反西化」部署。人們注意到,所謂「五不搞」的宣示即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而「七不講」之說,即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共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和司法獨立不要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些年部署「五不搞」和「七不講」,結果是什麼呢?是中國知識界「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隊伍更加壯大,社會上冷酷的拜金風氣進一步盛行,權貴利益集團的貪腐與專橫格外猖獗,其間最為惡名昭彰的是重慶的「唱紅打黑」。據正直勇敢的律師、受害人李莊在香港書展透露,貪官薄熙來、酷吏王立軍沒收的千億錢款絕大部分不知所終,上交國庫的連百分之一都不到。薄、王二人何以忘乎所以、膽大妄為?底氣就是「五不搞」和「七不講」。而面對至高無上、必須敬畏的那個「憲」字,他們視若草芥。

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身陷囹圄,其光輝人格則由此得到昇華。「光輝」二字絕非廉價的頌詞,而是對劉曉波法庭自辯《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作出的評價。「沒有敵人」一說令許多曾支持劉曉波的異見者大為憤怒,認為他貪生怕死,屈膝投降,搖尾乞憐。而劉曉波明明白白宣稱過,「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其實,劉曉波已經指控了將他推上被告席的「加害者」,但它不是政權,而是政權的「敵人意識」。該意識就是文革前我們國家「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這種思維已被執政者否定了、放棄了。不過,「敵人意識」既然可以被放棄,當然也可以被重拾。

「敵人意識」斷送民主自由

劉曉波指出,宣揚仇恨的「敵人意識」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會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會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會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劉曉波稱,他目前失去自由的境遇就是拜「敵人意識」所賜,它還禍害國家,使它犯下了天安門事件這樣的嚴重錯誤。「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劉曉波更宣布,「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員警,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劉曉波開始在法庭上宣講普世價值「課程」:儘管我身陷囹圄,儘管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表達的權利。

透析劉曉波「沒有敵人」之說,我們更可發現,這不是他演說中的急智閃現或心血來潮,而是他精神成長和心靈探索的重大成果。原來,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被捕前,對發生在上海的楊佳受辱殺警事件有過深切思考。他反對「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馭民術,也反對「不殺惡吏不足以快人心」的洩憤民意。他認為,從客觀效果上講,如果楊佳襲警讓民間相信暴力,產生對一場暴力革命的期待,其結果就是更多暴力反抗的發生。而政權的應對只能是不斷強化政治恐怖,不斷加強鎮壓的力度,只能進一步弱化本來就弱小的民間維權力量,中國的社會生態也只能從「壞」走向「更壞」。切記,從人治到法治是漫長過程。

劉曉波已離開人世,離開了他摯愛的祖國大地。許多人都在遐想劉曉波的一九八九年,如果重來一遍,能否改變自身命運的「滑鐵盧之年」?想想只是一念之差,卻也是泥雲之別!劉曉波明明已站上了成功者的巔峰,這種人生佳境他人可能傾盡一生心血也難以企及。何況劉曉波大可滯留海外,十拿九穩取得美國綠卡,但就在那一刻,他心急火燎地放棄了這一切優勢,匆匆走上了歸國之途。劉曉波此舉,後來被好些人喻為「飛蛾撲火」,或「人扶著不走,鬼牽著飛跑」。但這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抉擇。這樣的歸宿似曾相識,這不就是許多中共先烈早年抱定「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信念與選擇嗎?這也是一九五五年生、新中國學人劉曉波血液裏的文化「基因」。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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