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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病逝:自由的探路者,专制主义的囚徒

2010年,奥斯陆诺贝尔和平中心,一名男子站在刘晓波的海报前。
2010年,奥斯陆诺贝尔和平中心,一名男子站在刘晓波的海报前。 Odd Anderse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北京——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于本周四逝世,享年61岁。刘晓波是一位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1989年学生运动中,他曾守在天安门广场,军队逼近之际,救护了现场的抗议者。因为起草并传播一份呼唤民主的宣言,他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10/">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沈阳市司法局在其官方网站上http://www.syssfj.gov.cn/cms/201707/149995182984410.html">宣布了刘晓波的死讯。刘晓波就是在沈阳的一家医院接受癌症治疗的。

中国政府直到6月底才公布刘晓波患有肝癌,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基本医治无望。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刘晓波获得了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0626/liu-xiaobo-china-nobel-prize-cancer/">保外就医。但即便是住进东北一家医院、面临死亡的时候,刘晓波仍被禁言,始终有人看押。他几十年来与这个专制政权的牢笼斗争,临死时仍然是它的囚徒。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一直被警方软禁,并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警方不允许她就丈夫的死和迟到的癌症治疗发表言论。

刘晓波危及生命的病情被公开时,刘霞在一段对朋友的简短的视频中这样描述他的情况:“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这段视频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

刘晓波的病况引起了朋友、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国际团体的广泛同情。在他们看来,刘晓波是一名无畏的和平民主改革倡导者。他是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38年在监狱医院中死亡的德国和平主义者、纳粹的敌人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以来,第一位在国家监控下死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人们对他病情的反应说明了他受到了多大的尊重,”现居洛杉矶、一名认识刘晓波的前北京文学教授崔卫平说。“各界人士——朋友、陌生人、年轻人——在听说有癌症晚期患者被关押至死,都相当愤怒。”

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在他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之后。那是一份呼吁民主、法治以及结束审查制度的大胆的请愿书。

一年后,北京一座法院审理了刘晓波的案子,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判刑。判决书引用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批评、戏谑中国政府的文章。面对沉重的判决,刘晓波回以一个对中国未来的警告。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刘晓波在一项为审判而准备的陈述中写道:“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受审当时,刘晓波已是中国最出名的异见者。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变得更加出名。当时他被关在中国东北狱中。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表彰他是“中国人权斗争最突出的象征人物。”

刘晓波无法亲自领奖,在颁奖典礼上,本该属于他的位置摆放着一张空椅子。他为审判而准备、却未被准许宣读的法庭陈述,被人代为朗读,作为他的诺贝尔演讲

“无论是在精神还是肉体上,晓波都与中国及其命运紧紧相连,”刘晓波去世前,澳大利亚汉学家、他的好友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在一篇颂词中这样写道。“到头来,他的言论与行动可能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在一个专制的体制里,在一个1989年以来不过是在残酷与无情之间摆动的体制里,那些言论与行动已经注定了他的命运。”

刘晓波对抗争和监禁毫不陌生。1955年12月28日,他在中国东北的吉林省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忠于共产党的大学教授,他却一生顽强执拗地与专制主义抗争。

“即使在异见者中间,他也是一名异见者,”刘晓波的友人余杰说道。他曾为刘晓波写过一部传记余杰现居美国。

他还说道刘晓波愿意作自我批评,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连许多民主运动中的活动人士,也做不到这一点。”

余杰回忆了大约在1999年,他第一次与刘晓波通电话的情景:“他说,‘我已经读过你的书了,有很多地方我不同意,’他批评了我大约半个小时。”

20世纪80年代,刘晓波在北京作为一个严厉的文学评论家出了名,被人称为“黑马”。知识界的一致顺从让他深恶痛绝,哪怕是以改革的名义。当时,邓小平拒绝进行与经济自由化匹配的政治改革,他渐渐将重心转向政治问题。

1989年,在北京的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改革并结束政党腐败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回到北京支持抗议者。后来,他将该时间点描述为一个“转折点”——让他结束学术生涯,不可逆转地走上了政治反抗的人生道路。

刘晓波对学生展现了无保留的同情。他最终敦促他们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到校园。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共产党领导层将动用武力结束抗议活动;这时,刘晓波和他的三个朋友(包括歌手侯德健)在广场上一边绝食声援学生,一边劝导他们撤离。

“如果我们没有加入广场上的学生并且面对同样的危险,我们就没有资格发言,”侯德健引述了刘晓波的话。

当军队进来时,在通向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有成百上千示威者死在枪弹下和混乱中。但如果没有刘晓波和他的朋友,流血事件的后果可能更加惨重。6月3日夜晚,当坦克、装甲车以及解放军官兵朝天安门方向推进合围时,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也守在广场。

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与逼近的军队协商,要求为留在广场的示威者开放一条安全的通道以便他们撤离,并说服惊慌的学生离开,避免冲突。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枪一响,天安门广场将血流成河?”根据刘晓波撰写的有关1989年的回忆录,他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这样说。

“如果他没有在现场,我相信会有人死在广场上。那是他的和平主义行动,”6月3日那晚同刘晓波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友人刘苏里表示。“晓波有一种从未消失的英雄主义情结。”

军方镇压动乱之后不久,刘晓波因支持抗议而被捕,在狱中度过了21个月。他失去了大学讲师的工作、著作被禁,共产党把他贴上煽动民运的“黑手”的标签。他随后支持包括入侵伊拉克在内的美国政府政策的行为也招来鄙视

但他没有为此屈服。1996年,因为呼吁释放因参与示威而仍被囚禁的人士,刘晓波被判处劳教三年。

刘晓波不是《零八宪章》的发起人,但他后来参与了公开发布这份声明之前的准备,并且让它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所接受。他还在北京挨家挨户地敲门,动员知名人物签字。

这一请愿书一开始吸引了303人签字,其中包括刘晓波动员的许多中国着名作家、学者、律师和卸任官员。截至2009年5月,签字人数已达8600多人,包括海外支持者。

“他能兼顾体制内外的人,”刘晓波的朋友、同样也签署了《零八宪章》的崔卫平说: “他还把来自不同世代的反对派运动联系起来。我不认为除了刘晓波还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刘晓波和大多数其他签署者对可能受到严惩的风险不以为然。但他的妻子刘霞担心政府会严加报复。在刘晓波的审判陈述中,他感谢刘霞的“无私的爱”

“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他写道:“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储百亮,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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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 全是刘晓波,小编帮我放到合适的地方 -- 比如我给习总出主意的栏目

    当把国家的暴力机器全权交到一两个人手里的时候,习总,你不害怕吗?
    我们知道,在国家机器中的最重要的两个职能部门就是暴力部门和财政部门。在现代国家中,暴力部门指代对外为目标的军队和对内控制为目的的公检法部门。财政就是税收,预算和控制货币发行的央行。除这两类部门外的所有其他部门都是点缀,是在一定程度上可有可无的。除秩序的维护外的发展方向性规划和管理都不是必须的。我们的伟大的改革开放史,与其说是伟人们的对国家正确的决策和管理的果实。不如说是国家认识到了所谓的管理---所谓的你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如此的多此一举,而一步步放任不管,任由人民发挥他们的才智,冒险试探各种可能道路的结果。我是进化论者,即使在社会学上。我自始至终认为,西方的强大富裕,和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政治上的不统一而产生的内在多样性有关--对的,进化的前提是多样性。

    扯远了。首先讲国家的暴力部门。不管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确保军队和警察的忠诚都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知道,美国的军队有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指挥,完成总统的旨意。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总统之外的三军总司令,联席会议主席的职责更多是协调。我党很早就知道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对军队的控制从来是不含糊的。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军队负责人对调重组等一系列的操作就为文革中军队保持相对稳定奠定了基础。即使这样,76年的政变也是军方背书的结果。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或保证警察系统的忠诚,不和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对着干,也是不容含糊的。斯大林的忠实打手贝利亚就是一个说一不二的警察头子。我们大多数认为,贝利亚对斯大林的绝对忠诚是建立在斯大林不许贝利亚染指军队,而作为斯大林的打手,贝利亚积怨颇深,也只能通过对斯大林的忠诚维持自己的地位。斯大林一死,贝利亚迅速被清算。但这些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聪明的野心家们早就熟读史书,反制之预案都有好几本了。

    远的不说,就说四五年前的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四人帮吧。这次可是党政军一把手或准一把手凑到一起去了。差点干成了---- 一身冷汗,习总,你没出汗吗?那我们做个理想实验,这四个人凑到一起能干什么。军队中,郭徐两人通过架空胡锦涛,把军队的高层全排满了自己的人。这些靠出卖良心甚至老婆女儿的机会主义将军们,除了听命于郭徐,还有什么选择。周永康,在公安系统中几乎从上到下安排了自己的势力,拿维稳为名获得了巨大的财政资源,将公安系统培养成一帮和自己同分过赃,同嫖过娼的子弟兵----包括叛徒傅振华----好吧,傅救了你两次----如果他没告密,我们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历史是否就改写了呢?您习大大这个让人飘飘然的绰号就不会诞生了呢?又一把汗,是不是?

    国家的暴力机器怎么能够掌握在一两个人手中!难道这一点,毛泽东知道,邓小平知道,江泽民知道,胡锦涛知道了也没用的真理,到了您这儿,就发懵了呢?在军队,听说您清理的还不错。但您认为,现代的政变还会发起于军队吗,发起于两军对垒,谁人多谁老大吗?我怎么觉得一次简单的定点清除加上一次名正言顺的权力继承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完成一次只流血一人的政变呢?在一个无官不贪的被警察头子和反腐官员们的秘密档案布下天罗地网的年代,您认为,政变分子的敌人是高层官员的反抗吗?所有这些以镇压老百姓和底层官员为目的的指数般攀升的维稳费用到底服务于谁呢?

    周薄令郭等人的计划“意外”泡汤了,可另外的野心家们可没少沙盘推演。这次,仍然是通过反腐为名的大清洗,在自己的地盘上建立绝对权威,在官场中建立绝对威慑,清理前朝遗老遗少。暴力反贪引发的种种传说让官场人心惶惶,自觉选边站队。习总,您真的睡的着觉吗?

    现在再谈谈现代政府的另一个支柱,财政金融。我们知道,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决策者们几乎很少参与政策执行的细节。不管是对反堕胎,气候变化,福利政策的支持,抑制都是通过财政拨款的厚此薄彼来调节的。比如,反堕胎是通过停止发放和堕胎有关的医疗赞助来实现,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行政禁制令。财政的作用关乎从百姓到军队的所有运作。所谓的粮票统治论的确点到了现代社会的实质。几乎所有的海外民运的低潮都和由财政支持引发的纷争有关。没有经费,几乎无事能成。

    那么今天,在中国,我们的财政金融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这一在现代社会中比军队还强大的武器是为谁服务的?金融财政的分配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妥协博弈的结果还是少数几个甚至一两个人的意志的体现?同样道理,作为现代社会运作发动机的财政金融怎么能够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

    人类是一种有阶层属性的社会动物。然而和犬科的最强者为王的社会又有所不同。我们深刻的知道人类个体的与生俱来自私(为个体和家族创造财富)和自傲(不甘被贬低,不甘居人之后)是个体奋斗的生理基础。所以,一个不可避免有压迫和被压迫(多少的问题)的阶层社会能够稳定并形成一个亿万人合作的大群体,服从于最高层的少数人的统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同于其他生物,人是一种善于打群架,精于算计的动物。人本质上是如此的理性,这种精确的估计力量的对比和利益的平衡的能力才是人类社会阶层稳定或暂时稳定的基石。人在做出每个危害他人(他人不指多数,可以指少数统治者)利益的“出格”行为的时候,都在评估其他人的反应。是否可以获得多数的支持,保证打群架时的力量对比有利于自己才是触发最终行动与否的关键。“不能够”得到多数支持的“不确定性“(这里的关键词是“不确定性”)才是阻止出格行为的内在原因----人本质上是风险规避性动物。

    那么,从这点上看,我们的周永康们干的不错。封锁舆论,大棒挥舞,镇压所有群体事件,消灭组织性活动于萌芽,都到了点子上了。但是,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但对最底层的老百姓适用,对于上层结构的“小社会“就不适用了吗?毛泽东什么时候放弃过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那么我们看看西方的自由社会—统治的核心层比较薄--为什么会长期稳定。因为大多数西方的多元化社会结构不容易形成一个过半的有压倒性优势的群体。作为对比,多数穆斯林社会,有强大的统治核心,反而不稳定,尤其上层的权力核心,更是动荡不已。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国家,统治集团的多样性太少,一般就两三股政治力量。因而所有野心家都认为,只要获得了这个最高的核心职位,清除了另一派,就可以自然的,法理的获得压倒性的多数力量,从而从短暂的力量不平衡(政变)进入到新的力量平衡中,这种过度“似乎”是容易的----“似乎”是指每一方都这么想!所以,当江主席,胡主席,习主席拼命的在换届时安插自己的人马,妄图在各层级委员会中,使得自己的所谓嫡系站多数时,有没有想过,这种“玩法“正是不稳定的根源----很少的几个利益方,围绕者很少的几个权力桩子争斗,几个权力桩子的变动就可以改变力量对比,让政权进入新的不稳定状态。即使您获得了大多数的位子的控制权,您怎么能保证我所说的本质上自私,自傲的人类能够死心塌地的跟随您?您打从穿开裆裤就交到的铁哥们会超过一打?想想林彪之于老毛,汪东兴之于江青/老毛,令计划之于胡锦涛,王立军之于薄熙来,还有傅振华之于老王。

    权力需要分解,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在权力的分解可分为纵向的分解----比如,公检法,避免一件事的方方面面由一个人说了算;和横向分解----比如国家分省市,让一个机构只能影响部分人群,避免一个机构在一件事上影响和控制所有人。纵向分解会带来公平,但缺乏效率。横向分解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横向分解不仅是规模扩展的需要,它带来的是稳定性。我们要各大军区,个部队不能搞团团伙伙,避免军中形成”去除不确定性的“力量集中。而我们却允许一个掌握公检法的可以从上到下控制所有人事和资源的政法委书记。一个掌握所有黑材料,在所有人事任命上有等价否决权的中纪委书记。脑子坏掉了?这两个委员会的能量在现代社会,会比军队逊色吗?

    也许,在最高的决策上,需要一定的集中。但在权力的纵向分解上,至少把决策层和执行层分开是自汉代的内臣外臣制度就明白的道理。老王亲自在会场上从张高丽的身边带走官员的吓人举动怎么能够发生?执行者怎么能够是王家的自卫队?在执行层面,尤其是警察等暴力机关,储蓄银行的财富管理部门,更是应该严格分解权力。不能够有单一人事任命中心。力量的平衡来自于”去中心化”,所有的部门对规则负责,由规则赏罚,而不是他们效忠的团体,政治站队。“都是我的人”并不能带来稳定!”稳定“来自于建立多数或压制性的力量对比的不确定性!

    还有很多要说,明镜可以开个假如我是习近平,我会怎么处理官场的群策会。希望习主席可以看到这些。能通天的传一下。

    回到开头。我相信,社会抵御错误选择的终极原理是多样性。在权力的游戏中,抵御单个希特勒般个体意志对社会的病毒般侵蚀的终极原理是分散关键权力----不是如我们常委会中所谓集体领导下的不可动弹的权力掣肘。我是指阻止对社会具有破坏力的资源的集中积累和覆盖。这就是,不允许关键部门单一首脑制度。

    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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