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利害之外 可觀利害之變

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台灣海峽兩岸和香港都身處巨變之中,那時候我已經每天在報紙上發表時論,把此一巨變的前因後果,及此一巨變的前途歸結,認真去想認真去看,把想到看到的變成文字。八九年底,我自資出版《神州巨變與台灣風雲》一書,收錄「六四」前後在報上刊登過的評論,蔣經國逝世後的台灣政情觀察的文章。

奮筆疾書 論析巨變

我在七十年代末開始撰寫時論,主要是兩岸政情,到了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登上議程,置身是非利害之中,我與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一樣,漸漸感到自己和中國命運密不可分,而台灣海峽兩岸的互動,亦會輻射到香港,於是我每天奮筆疾書,都是論析兩岸三地巨變,以及把自己對香港前途的憂慮毫不保留地宣諸於筆墨。在香港月旦台灣海峽兩岸政事,可以有不為某種政治權力解釋、辯護、圓謊的自由。反之,撰寫政論先有結論,然後再裝上一套道理去,而且結論是當權者給規定的,又或者是自己揣摩當權者意志得來的,那就是最卑下、最惡劣的一種政論了。所以,我在那個時候寫的文字,除了跳出去,擺脫黨派鬥爭漩渦孽障;也站在內,不棄國族休戚與共情懷;更是拳拳服膺鄭板橋「我為東道主,不作奴才文章」的哲學,秉持公義,不為尊者諱,不作傳聲筒,於是肆無忌憚,肆口逞說。

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權移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二十年來,中共自食其言,不斷加強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然破產。許多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過去因為文化認知而有「我是香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而在「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便變成「我是中國香港人」。歷任特區政府的管治深受北京當權者的影響,沒有堅定不移地捍衞香港原有的廉能政治、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於是部分香港人開始在身份認同上出現了變化,許多人由「我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變成「我是香港人」,年輕一代主張完全自治乃至「港獨」者,甚至在「我是香港人」後加上「我不是中國人」。

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出現身份認同的變化,完全是中國極權主義者一手造成。過去頗有一些香港人還有中共不代表中國的想法,否定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期待中國有政治清明的一天,「民主回歸派」則說「愛國不等於愛黨」,卻仍然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亦已經由一個威權統治,蛻變成一個主權在民的民主政體,哪一個政黨執政是要由在地的二千三百萬人民決定,另一方面,中共不斷在國際社會打壓中華民國的生存空間,後者的邦交國愈來愈少,根本無法代表中國。於是,台灣自外於中國,統獨意識的此消彼長,乃是物理之必然。

兩岸關係 恢復關注

過去十多年,我的時論文字是以分析、評論香港政治為主,台灣海峽兩岸的時論寫得比較少,尤其是在從政十年期間,由組織政團到參加選舉,念茲在茲都是香港的民主發展,相關的政治論述大部分是在議會及網上媒體發表。最近兩年,在東方報業集團旗下「東網」每周撰寫兩篇兩岸評論,使我可以恢復關注兩岸關係及台灣政情,今年七月出版文集《從冷和到冷對抗》,總共收錄了一百六十篇文章。現在仔細檢視這些文字,發現我已經由「置身是非利害之中」變成了「置其身於是非之外,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置其身於利害之外,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明‧呂新吾《呻吟語》)。感謝東方報業集團,讓我可以繼續每周二在本欄撰寫兩岸時評,也許諸位讀後亦有與作者相同的印象。

時事評論員 黃毓民

東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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