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折射歷史歷史塑造文體


李歐梵(中)作特邀演講(圖:張家佳)

黃宇翔、張家佳、周天澄

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歷史、文學與文體國際學術研討會」凝聚兩岸三地、歐美的重量級學者,力圖貫通歷史、文學、文體三者的研究界限。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於六月十八日至六月二十日舉辦了「歷史、文學與文體國際學術研討會」,據籌辦人員透露:這次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華瑋、張健牽頭策劃,北京師範大學的馮勝利參與策劃,與會者包括兩岸三地以至歐美學者,都是學界裏的「重量級」,包括北京大學的陳平原、夏曉虹、香港中文大學的翟志成、華瑋以及台灣中研院院士楊貞德等等。報告題材廣泛,遍及文史、思想等範疇。

這次論壇力圖貫通歷史、文學、文體三者的研究界限,把三個學科融於一爐,因應學者專長,於研討會展現相異的貫通理路,其中馮勝利於六月十九日研討會第一天致歡迎辭時道,「語言和文學於以前是離婚的狀態,語言和文學可以訂婚,甚至結婚生子就更好」,把語言學與文學結合,是論壇舉辦目的。開幕演講裏,錢鍾書學生、城大教授張隆溪指出文學折射出世界史,也塑造了世界史。各學者都展現出他們對人文學科貫通的嘗試。

哈佛大學榮休教授李歐梵為論壇作特邀演講,揭開第一天論壇序幕。李歐梵這次演講關心五四時期古文的命運,以林紓(林琴南)翻譯為題。李歐梵甫開始,便指出:「林紓翻譯了許多小說,但認為自己是個古文家,雖然攢了很多錢,但是對自己並不滿意。」林紓處於翻譯家與古文家兩個現實與內心的身份掙扎之中,既有傳統文人「文以載道」的思想理路,同時在民初的語境裏著力以古文翻譯外文小說。於「新文體」風潮下,古文處境尷尬。

五四時期,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推進,反對白話文運動的林紓被視為落伍文人,於「文學場域」中被邊緣化,翻譯也掩蓋了他在古文教育上的建樹。李歐梵在學術研討會上指出,「古文在林紓的創作生涯中有特別的地位,尤其是對於古文和文學的關係」。因此要看他對古文的論述,才能看到他個人思想的核心。他通過古文這個工具,把西洋小說的內容融合了中國文學傳統裏,嘗試用古文駕馭西方長篇小說。

林紓的個人遭遇艱難,文學觀點沒有在時代得以申張,甚至淹沒在新文體的洪流裏。李歐梵認為,林紓對古文教育的理論建構雖然不得其時,但他的思想放在當代卻意義重大。陳平原在評介時也指出:「林紓做了很多為中小學生編的古文集,最大的強項是把不懂古文的人,進入古文的世界。」而這些教材對當代人學習古文是有重大價值的。

林紓絕不是食古不化

李歐梵認為,林紓絕不是「食古不化」,於五四一片打倒舊文化的風潮下,依然堅持古文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粹,實有獨到之見。李歐梵也指出西方小說家儘管厭惡拉丁文,但是仍有拉丁文造詣,中國的文人即使討厭古文,但要寫出好文章,在當代就有重拾林紓古文思想的需要。

陳平原於論壇中指出:「近六十年的中國文學界,文體的最大貢獻是大批判和檢討書,而檢討書這種文體很大程度上是源於高壓政治的求生本能。」可謂是歷史塑造了文體。台灣中研院院士楊貞德以反右時期的知識分子檢討書為文本,從羅隆基、儲安平、章伯鈞等知識分子的境遇入手,以「我是右派!」為題,探討政治權威的絕對化過程、恐懼社會的形成以及仇恨的政治三個問題。

楊貞德討論的重點放在羅隆基身上,羅曾經是主張把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結合的知識分子。在「百花齊放」的運動中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結果很快就被「陽謀」,成為「沒有罪行的罪人」,扣上了右派帽子。在他的檢討書中,可以看到社會主義語言與自由主義語言的起伏,而社會主義語言的異化過程,正是政治權威逐漸變得不容置疑的過程。在檢討書的交代中可得知,當時的私人談話都會被置於放大鏡下仔細研究,隨時可能「犯錯」的恐懼成為社會的集體恐怖。同時,檢討書中的互相檢舉、揭發有時會使被害者變成加害者,製造了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全民恐怖。

陳平原也於評介指出檢討書的「藝術」在於既要交代「錯誤」,也要保留尊嚴,更要不牽涉到其他人,這巧妙平衡使檢討書文體成型,並且悲劇地發展出其文學特色。

談到檢討書,研討會的氣氛立即活躍起來,先是陳平原分享其師於文革寫檢討書的心路歷程,亦有教授講及於當下中國,有學生因轉載文章,被中國國家安全部傳召往寫辯解書,認為歷史與今天仍是連續的整體。在討論過去的檢討書時,仍對當下有啟示意義。

文學既是思想載體,於火紅年代更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翟志成為此進行「周流於真實與虛幻之間:《海瑞罷官》的書寫及其困境」的講述,闡述吳晗於歷史學者和政客雙重身份下的悲劇。吳晗既是歷史研究者,具有中國傳統史德的訓練,也是民盟的核心成員,但卻曾於反右運動中積極批判黨友儲安平、羅隆基等人,畢生在鋼絲上走動。翟志成更指出吳晗為討好當權者,其歷史作品《朱元璋傳》甚至因毛澤東的要求四次改動。

翟志成評《海瑞罷官》

翟志成指出,《海瑞罷官》從開始撰寫到成型,都是出於毛澤東的授意,是吳晗刻意媚上的產物。翟志成圍繞這個寫作經歷,論及吳晗既希望尊重歷史事實,把這套京劇寫得「一字一句皆有來歷」,同時又因為文藝界的要求,把故事主線一再改動,甚至臆意創造,把劇的主調定為沒有史實根據的「除霸」,以配合當時「打倒地主階級」的紅色思想。

儘管如此,翟志成認為對紅色政權忠誠的吳晗,即使機關算盡,按毛的旨意寫出了《海瑞罷官》,卻也敵不過時代的變動,最終反而成了大批判時代的犧牲品,誤了卿卿性命。由此可見,文學影響了歷史,也由歷史塑造。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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