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忆刘晓波见蒯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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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但在我的意料之中。说意料之外,是在十月初的一次聚会中谈到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时,晓波的几位老朋友都表示悲观,因为诺奖这个中国人一直期盼的最高荣誉似乎与我们没有缘分,再加上中国政府对挪威方面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我当时表示,我从来对中国的事情持悲观态度,但这次却不同,有些乐观。

在九月下旬,我致信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请求把本年度的诺奖授予刘晓波。我同时还向欧洲各国媒体和公众发出呼吁和请求,希望他们发挥影响,发出声音,促成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我以为,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充分和有说服力的。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我认为是实至名归。

八十年代出名时思想已很彻底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不止一次地说,我认为刘晓波获奖的原因是他够格,以及他在中国人权事业中的象征意义。我致力于促成刘晓波今年获奖,不是出于我与他的私人关系,我既不是他的老朋友,也不是他的好朋友。

我很晚才认识晓波,很长时间是只知其名而未见其人。晓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中得大名,被称为“文坛黑马”,我对这个称呼不是十分认可。我那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通过海外中文刊物了解他的观点。我当时就认为,他并不仅仅是靠“语不惊人死不休”爆得大名,他的特点不仅是出语惊人,更重要的是思想彻底。当时在社会上有几个公认的思想领袖或精神导师,他们学养深厚,在启迪年轻学子、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的禁锢方面功不可没,但认真说来,他们本身还拖着一条长长的旧意识形态的尾巴,他们被广泛接受,既反映了当时破旧立新的前进需要,也反映了当时的局限,是新旧交替的过渡环节。晓波冒头是他比其他人彻底,他受到欢迎说明人们思想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晓波的思想不属于八十年代的主流,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思想发挥作用的时代到来得如此之快。

当面猛批蒯大富留恋文革

记得第一次见到晓波是在朋友王东成家,事属偶然。东成有各方面的朋友,他安排大家与一位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蒯大富相见。大家对昔日的“蒯司令”很感兴趣,当然也表示了相当的敬意。后来又在东成家见到蒯大富——我想其间我和晓波还在其他场合分别见过老蒯,当蒯大富还像往常那样一见面就向在场的朋友展示他当年与毛泽东、林彪、江青以及其他“中央首长”的合影时,晓波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而且措辞比较尖锐。我和其他人其实都理解,文革中蒯大富位居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是毛泽东文革战略中的一员骁将,文革后期被“秋后算账”,再后来受到各种打击与不公正待遇,他要显示自己年轻时在人生最高峰时的辉煌,是自然的,值得同情的。

但晓波坦率指出,一见面就亮照片,第一次人们新鲜,肃然起敬,第二次就不是滋味,有点惋惜了,第三次又出现一模一样的情况,就有适得其反的效果,让人觉得可笑与可怜。我本来的感觉与晓波一样,但不忍心,心中不以为然但说不出口。晓波这一说,有人应和,老蒯也懂得并同意晓波讲的道理。我心中有些佩服晓波,大家都是为了老蒯好,为了他的形象,也想他尽快从文革情结中解脱出来。我做不出来的事,晓波就做得出来。在谈话中,老蒯还表现出对文革的留恋,对毛泽东、江青等的怀念与感恩,晓波带头对老蒯猛批一通,在座的朋友纷纷附和,眼见老蒯脸上已经挂不住,马上就要发作了,我立即打圆场,说了些让他下台的话,避免闹崩了。

包遵信追悼会上对警察发怒

从这件事我看到了晓波思想上尖锐和毫不含糊的一面。一般情况下,晓波表现得非常平和、大度、不好争辩,与人们告诉我关于他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两回事。我想,八九之后的各种历练,包括他在狱中的磨难,使得他的性格有很大的改变,至少在外在表现上是这样。

见过一次晓波大怒,那是在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快结束的时候。老包的追悼会是晓波主持操办的,一位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广受尊敬,晚年处境艰难的老人,在辞世后受到亲朋好友的追思、怀念,是极其自然,符合中国传统人伦道德的。但当局如临大敌,设置种种障碍加以干扰。我在赴火葬场的前一晚就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表示对我要参加悼念的关注。在现场看到大批警察,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手的样子。追悼会上本该有一些关于老包的生平事迹之类的介绍材料,由于警察的干涉,这样的材料被撤除了许多,仅留下了一点点介绍。

在追悼会马上就要结束时,不知警察是要拿走什么材料还是禁止有人把一小点东西放在灵堂前,破坏了追悼会完满结束的气氛。这时晓波忍无可忍,愤怒地指着警察大吼,还摔了东西,人们赶紧上前,使劲抱住晓波劝阻他,同时与警察交涉。警察见势不妙让了一点步,局面才缓和下来,给老包办的追悼会勉强做到了好说好散。

接着,晓波又根据事先安排,邀请到来者(包括好些外地来的朋友)到附近餐馆进餐,期间还有一些周折,但在晓波及其朋友们的妥善安排下,众多来人终于在餐厅安顿下来,一场对去世长者的追念活动总算是善始善终。

促成我对零八宪章的支持

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中旬一次偶然的聚会中,我从晓波那里见到零八宪章草稿文本。他说,希望我大力支持,在上面签名。我回答道:要我签名不成问题,因为我完全赞同宪章文本的内容,至于冒政治风险需要的勇气,对我也不是问题,在这方面无需证明;但我不赞成发表这份宪章。晓波对于这样的回答似乎有些吃惊,问为什么。我说,发表众人签名的公开信或宣言,除了内容正确,还必须是形势紧迫,在忍无可忍必须拍案而起时说话,不能搞成定期的例行公事,为了有事件发生而制造事件;在二〇〇八年,已经发表过一个以上的公开声明,在下一年,因为有“六四”二十周年等日子,势必还会有一份以上的公开信,太频繁会使人们神经迟钝、熟视无睹。

晓波解释说,发表零八宪章,是因为二〇〇八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公布六十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周年的重要年份。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于十二月十日,我们这个零八宪章也打算在十二月十日发表。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以前很淡薄,发表这个宪章,是为了提高这种意识,表示中国人认同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是国际大家庭中正常的、合格的成员。我觉得晓波的这个说法很合情理,与我一贯的理念一致,就签了名。我还就文本表达的准确与改进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他后来告诉我,经过研究,我的意见都被接受,吸收到新的文本之中。

坦白地说,我对发表零八宪章的态度有一个从不主动积极到义无反顾地支持、捍卫的转变,原因是当局的蛮横压制极大地激怒了我,尤其是对刘晓波的抓捕和判刑。我后来在多种场合表达我对零八宪章诉求的理解,那就是重申对于联合国宣言与公约载明的,中国政府签字认可的人类共同价值和政治社会原则。这是我签名的理由,这是我从发起人刘晓波那里得到的解释。我说,如果因为这个就要抓人、判刑,那就“是对人类普遍价值,对国际大家庭的共同准则,对中国人民的赤裸裸的挑衅。”

当局对零八宪章近乎疯狂的反应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在我看来,抓人和判重刑也不是在晓波的预料之中。当局会不高兴、怀恨在心,这是预料到了的。好比在一个社区中有人大力宣传“不要打人骂人,不要侮辱妇女”,对于有此类劣迹的人来说,当然有些刺耳,会认为是含沙射影。但如果他们稍有理性或感觉正常,那么应该装作若无其事地附和,至少也是不予置理,只有天字第一号的恶棍,在丧失正常感觉时才会暴跳如雷,说“你竟敢骂老子”,并对宣讲者劈头盖脸地打过去。

整个过程我看得分外清楚,当局一定要使刘晓波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大英雄,我们并不愿意但毫无办法。

我盼望,用不到十一年,我就会再见到晓波。我对晓波充满信心,对于一个坦然宣布“我没有敌人”的人,任何人都奈何他不得,包括最残忍凶狠的人。

微信,原載《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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