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 一黨專政下的悲劇人物

陳莊勤

劉曉波的故事,對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本人和對中國來說,都是一個悲劇。

相信沒有人會懷疑已故的劉曉波先生對推動中國民主的真誠與投入,並且為此而甘願付上個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價。但他以至很多勇於向國人表達民主願望的國內異見者來說,都被他們自己誠實但虛幻的良好願望所誤導,沒有認真看待一黨專政的政權本質,有一點一廂情願以為中國共產黨會因為他們的集體真誠努力而改變。

劉曉波先生自1989年6月在北京天安門絕食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而被捕後,10年間先後進出監獄或被拘留多次,之後亦一直因其敢言而不斷受當局騷擾。直至2008年,劉曉波先生與其他異見學者發表了著名的《零八憲章》後再次被捕。

在《零八憲章》中劉曉波批評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零八憲章》宣揚的基本理念是「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統治」須「經過人民選擇」和「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基於這些基本理念,《零八憲章》公開要求修改憲法,「刪除現行憲法中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的基本主張。

《零八憲章》所列出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張,對西方自由民主的政體來說,是平常不過的;但對北京來說,宣揚這樣的基本主張卻構成了煽動顛覆現有政權。

共產中國政府的不可踰越底線

中國憲法序言中明列了中國憲法下不能動搖的4項堅持,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堅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也就是在憲法內說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與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憲法與法理依據。

劉曉波先生在《零八憲章》公布後被拘捕,並在2009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11年有期徒刑。2010年諾貝爾獎委員會向劉曉波頒予諾貝爾和平獎,但劉曉波因在獄中,一直沒法親自領取,直至最近因病獲保外就醫,但離開監獄不久便因病去世。

《零八憲章》給劉曉波先生帶來的悲劇,是他本人以至意圖改變中國政權的西方國家,都有意無意地無視了中國共產政權一黨專政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及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便是共產中國政府對這一現實視為不可踰越的底線。

中國共產黨將於4年後慶祝它成立100周年,而共產中國政權兩年後才踏入70周年。共產中國政權是比它早28年誕生的中國共產黨通過武裝鬥爭打敗國民黨,奪取中國統治權而成立的政權。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中國人民在解放戰爭中放棄了國民黨選擇了共產黨。

因而在中國共產黨眼中,它作為建立現政權然後執政的執政黨,與西方民主國家通過選舉而執政的政黨在本質上截然不同。上世紀50年代,草擬中國憲法的共產黨人與參與草擬的非共產黨人都承認了共產黨領導建立這政權這一歷史事實,而深信新成立的政權也必須由共產黨領導這個信念和充滿信心,而把這信念寫進1954年通過的中國憲法的序言中。雖然憲法經歷多次修改,憲法中「中國由共產黨領導」這一堅持不但沒有改變,而且更深化了內容。

30多年巨大成就 確立共產黨信心

這種對共產黨領導中國的信心,曾經因為建國以來共產黨多次政策上的失誤,包括過度的土改、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以至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而受打擊。但這些失誤始終沒有動搖共產黨堅持一黨專政的統治意志和自我修正完善的信心。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30多年帶來中國在經濟與社會上的巨大成就,更重新確立了共產黨對自我完善的信心。

在西方經濟衰落與政治困境中、中國經濟急速發展的背景下,2012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首先在中共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三個自信」。後來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更加上了「文化自信」而成為「四個自信」。

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便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6年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的講話中,指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與制度的自信。其實也就是憲法序言中的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毛主義」以及「三個代表」理論,配合共產黨領導一黨專政的制度。

對外國的指摘 中國不再屈服妥協

在「三個自信」以至「四個自信」出現前,共產中國政權曾因應國際形勢、國際壓力對它的不利發展,在不損及一黨專政的基本底線,以較為軟性的方式處理不同政見人士的問題,甚而會向西方國家屈服妥協。在上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仍然百廢待興,需要在西方壓力下爭取有利中國的國際環境,便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例如在1994年釋放被指為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幕後黑手」的王軍濤保外就醫往美國,在1997年釋放北京西單民主牆異見人士魏京生讓他流放美國,和在1998年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訪問中國前夕釋放1989年北京學運領袖王丹保外就醫往美國。

但隨着中國因經濟迅速發展,而對自身信心加強後,對於外國有關中國人權與民主的指摘,中國已不再屈服妥協。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時,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在2010年12月曾經有評論指出:諾貝爾和平獎是為某一類政治設的獎項(the Nobel peace prize is a prize for politics of certain kind),挪威諾貝爾獎委員往往會選擇那些批評在莫斯科的獨裁者和在北京的獨裁者的人獲獎;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深知諾貝爾獎在冷戰時的作用,而在1964年拒絕接受,他說「現在,客觀上諾貝爾獎是專為在西方社會的作家或在東方社會的反叛者保留的榮譽(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Nobel Prize stands objectively as a distinction reserved for the writers of the West or the rebels of the East)」。

如果2010年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決定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給堅持和平手段爭取中國實現民主與人權的劉曉波,以為可以因這一和平獎的頒授而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起到促進作用,似乎是一個錯誤的判斷。

劉曉波的死 提醒人們面對事實

劉曉波主張中國必須放棄一黨專政而獲得和平獎,他以同一理由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黨專政的共產中國如何處理劉曉波,對中國與中國人民來說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到底中國並不是199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所處的一個不可能長期由少數白人通過種族隔離統治大多數黑人的南非,也不是1991年和平獎得獎者昂山素姬所處那個軍人統治經不起西方國家長期經濟制裁的緬甸。

基於近年在國內經濟跨越式發展、在國外國際地位的提高、在國家治理上並不比西方國家失色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眼中,它沒有必要在劉曉波這充滿象徵意義的人物與歷史事件中作出任何被視為軟弱的讓步。

劉曉波的死,提醒在西方自由民主思潮薰陶下的人們必須面對他們很多時候逃避面對的事實:在可見的將來,並沒有令人信服的有利客觀條件,讓共產黨以武裝革命奪取一黨專政政權的中國,可以通過和平演變達至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

作者是執業律師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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