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真相,是最好的抗战纪念方式!

  一、还原抗战历史真相

  一部抗战史,在中/共的重重谎言堆积之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我读小学时,高小五年级教科书收有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节选,重点论述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老师要求学生全文背诵:“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摘桃子”成为1949年后中国语言中窃取他人果实的习用语,始于毛这篇“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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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八年抗战,挑水的人是蒋介石,摘桃子的人是毛泽东。但与我同时代的中国人,多数人离开中小学后就未读过多少书,因此通过这篇文章与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接受了“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谎言,根本不知道在八年抗战期间,在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上,95%以上的主力都是国民党军队。那著名的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中,就有几十万国军将士阵亡;他们当然更不知道八年抗战当中,国军阵亡的将官有200多人,包括8位上将,45位中将,其中有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而自称抗战主力的共军只阵亡了两个少将。黄埔军校在大陆期间一共办了23期,其中1945年以前(含1945年)毕业的共有19期,计37000多人。这些黄埔毕业生在抗日战争中总共牺牲两万多人,60%至70%阵亡。

  当时人用“一寸山河一寸血”来形容国军抗战之悲壮惨烈,实非虚言。

  我是湖南邵阳人,但少年时居然不知抗日名将廖耀湘是我的前辈乡贤。1972年我去湘西修铁路,在芷江看到其时已成断垣残壁的受降纪念碑遗址,好奇心起,询问当地有文化的前辈老人,才算是推开了这段历史的一条门缝,知道了廖耀湘的身份除“国民党战犯”之外,还是抗日名将,以及他与芷江受降的渊源。廖耀湘与其统率的新六军在抗战中功劳卓著,蒋介石亲自点名廖耀湘的部队担任芷江和南京受降任务。待以后回邵阳后再问家乡老人,才知道那首儿歌“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是将国民党新六军征兵歌词的“新六军”篡改成“新四军”而来。

  有了这些“实地考察”得来的历史知识,到复旦大学求学期间,听我的导师朱伯康先生谈他还是青年学子之时,参加过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他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共构筑的历史谎言被一点点撕碎,随着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真实的中国抗战史一点点地被民间还原,但距离全面还原,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比如最近的电影《开罗宣言》,制作者居然用从未出场的毛泽东巨幅影像做海报,说明中共篡改历史之恶习实在难改。

  因此,纪念抗战的最好方式,就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从教科书开始正本清源。

  二、设立一座抗日将士纪念堂,让忠魂有所依归

  300万川军出川抗日的悲壮历史,已经有川籍作家邓贤那本《落日》记述其事。

  20年前,我初读此书,看到“喋血黄沙”一节时,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因为我知道湖南是八年抗战中战斗最多、最惨烈的主战场之一,侵华日军总兵力35%夹击湖南,国军正面战场总兵力计有四分之一集中在湖南抵抗,长沙、常德、衡阳、湘西4次大会战非常惨烈,衡阳之战,国军抵抗之激烈,让日军损失惨重,因此被日军称为“华南之旅顺之战”。

  不管中共如何在纸面上虚构历史,直到上世纪70年代,抗日的不少历史遗迹还留存了不少,最多的就是抗战阵亡将士的埋骨之所。在湘西修铁路时,邵阳分指挥部的民兵连曾平掉一座坟山,从遗物如水壶帽徽等来看,就是国军抗日将士的遗冢,因为附近发生的雪峰山之战,就是抗战期间以湘西为战场的最后一场大战。岳麓山后山曾有一座国军将士集体纪念堂,我70年代末去湖南师大读书时,在后山上还见过遗址与破损的骨灰坛。据50年代就在湖师工作的教师说,这是抗战时期长沙之战时阵亡将士的一个埋骨之所,文革之前尚算完好,文革时成了红卫兵“破四旧”的目标,被砸坏毁损。

  这些阵亡的国军抗日将士,为保卫这块土地而捐躯,但只因他们服务的军队隶属当时的国民政府,死后连一块安息之地也被毁损、这是一个什么国度?从此,我开始留心观察中日战争后参战者的命运,包括死后的哀荣。

  1999年我曾接受日本外务省邀请访日,瞒着同行之人,悄悄去了一趟靖国神社。在那里,我看到了历次日本对外战争中死亡将士的灵位,东条英机这位甲级战犯的灵位当时放在第四排的灵座当中。在密密麻麻的灵位当中,我还发现一些中国名字,了解到那是在日治时代参加日军作战并战死的台湾人。当时因时间匆忙,看得仓促,心有不甘,其后两次去日本,我都再去靖国神社。2003年,发现神社内已开设了一个战争史馆。

  由于靖国神社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摩擦点,我曾问过日本朋友,日本人祭拜靖国神社,是基于什么心理。这位朋友回答说,不管这些对外战争是否正义,但阵亡者都是为这个国家死的,发动战争的责任不应该由他们来负。

  日本人对待阵亡将士的心情,我可以充分理解。多年来,萦绕我心头的一个愿望就是:中共政府应该摆脱意识形态桎梏,在国土上建立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堂,将所有能够找到的忠魂名字镌刻在墙上--既让忠魂有所依归,也可以让国人了解这段历史。

  三、抚慰仍然在世的国军老兵,还他们荣誉与尊严

  与百战余身的将士相比,抗日阵亡将士的命运也许不算悲惨。因为那些百战余身者,之后不是死于国共三年内战,就是进入1949年之后的中/共治下的中国,在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的苦海中挣扎。隶属“国民党军队”这个政治符号,注定了他们的一生极为悲惨。

  这些人先是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列为与“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同等待遇,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政治贱民;“反右”之后,“四类分子”多了右派这个类别,变成了“五类分子”,但他们还是“国民党反动军人”;到了文革,《公安六条》将他们列入要专政的“二十一种人”,“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中的“军”指的就是他们,轻则被斗争羞辱,重则被褫夺生命。从记事开始,我的街坊、同学家长中就有这类人,他们饱受歧视与摧残。我父亲在医院的同事中,有位前国民党上校军医,叫何其武,医术精湛,高大英俊,是业务骨干,但每有运动,必将波及到他。文革中,他与他那漂亮的妻子及一双儿女被下放至邵阳县农村,1968年那里发生过屠杀“二十一种人”的“黑杀风事件”,从此我再也没有他们任何消息。

很多抗战老兵,生活艰难

  那些无一技之长,只能回到农村的国军老兵,命运就更悲惨。《抗战老兵只求国家发件衣服》这篇文章中记载的孙赞高老人,只是抗战老兵当中的普通一员,他的命运就是国军抗战老兵命运的缩影:一生饱受歧视,大多数死于贫病交加与社会歧视之中。少数命长的人到最近几年才被列为五保户,有了一些微薄的生活保障。这些活着的老兵们的唯一期盼,就是他们能够领到一枚抗战胜利纪念章。

  日本军人及撤到台湾的国军士兵,其命运远比留在中国大陆的国军将士要好。首先,他们不必蒙受“反动军人”这种屈辱。其次,经济待遇不错。日本士兵每月有日本天皇的“恩给”(约为十几万日圆),再加上“定年”(退休工资),生活无忧。那些到了台湾的国军老兵,也有“终生俸”,可以一次领取,也可每月领取,最少的每月约为6万台币。

  还原历史真相,是最好的抗战纪念方式。

  国军抗战将士在大陆遭逢的凄惨和不公平遭遇,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页。如今,中国还有不到2000位抗战老兵仍然在世,中/共政府应该尽快还原抗战历史真相,将荣誉与尊严还给那些浴血奋战的国军抗战将士。这不仅是对生者与死者在天之灵的抚慰,更是执政者展现智慧、良知和政治胸怀的机会。

周孝正教授

  本文作者:周孝正,1947年7月生于北京,祖籍湖南邵阳。我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2007年退休。讲授“当今中国社会和社会问题”和“人口社会学”等课程。进行人口、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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