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中国已进入转型拐点

中国研究学者裴敏欣接受FT中文网专访,谈中国政治新秩序,以及中国在全球事务上的机遇。
 
 
 

59岁的裴敏欣似乎总是悲观地看中国。

担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的裴敏欣,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0年代赴美,后取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他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美关系,中国出身,加上师承政治学大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研究中国见解独到,让他在西方社会迅速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学者,相关著作更被列为重要参考之一。只不过,如果在学术圈里提起裴敏欣的研究,批评者最常点出的问题是:太悲观。

裴敏欣研究威权统治精英、研究腐败,从不讳言中国当前体制会走向长期停滞。但让批评者无法忽视的是,在每一篇研究背后,裴敏欣有强而有力的问题意识,以及充足的实证研究。

这些年,裴敏欣的身分,也不限于学术圈。他定期在国际媒体上评论时事,去年还曾跨行拿下亚洲出版业协会的最佳新闻评论奖。

趁著裴敏欣近日到香港和台北演讲,裴敏欣以敏锐的中国问题学者的身分与我们谈话。和两年前的公开照片相比,他的头发明显白了不少。在访谈里,他谈到民主发展、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角色,以及最新的中国转型研究。以下是访谈内容:

新的政治秩序

 

FT中文网:中国的课题很多,但您长期研究的主题都聚焦在中国转型。为什么您特别关心转型问题?

裴敏欣:研究生时期,我最关心的是政治发展,从1960年代开始研究,到1980年代主题延续到政权转型、民主转型。以前研究政治现代化,后来研究如何从威权政权,转换为非威权政权(不见得是民主政权)。我师从亨廷顿,他更是相关领域的权威。

理论上我关心转型议题,但实际上我关心中国的前途,因为中国就是一个转型社会,希望通过研究转型,能更深的理解中国,对中国长远发展有一个基本判断。

FT中文网:回头看中国近年的发展,有什么关键变化,与您关心的中国转型话题相关?

裴敏欣:首先,我们该怎么定义近年?我想可以从过去五到十年来看吧,有三件偶然事件,影响了中国。

第一,2007年习近平被选为接班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轨迹。当时高层决定接班人选时曾出现过分歧,习近平是党内妥协之后的人选。但想不到他在接班后有革命性的变化:通过反腐等等手段,打破规矩,结束了“后天安门政治秩序”(post-Tiananmen political order)。

第二件事,我认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它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它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格局的判断。在金融危机之前,当局相对谨慎,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势力占上风。但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为中国的“美国衰落派”提供实际根据,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结束韬光养晦。

2008年还有另一件事,是中国信用泡沫。现在来看,当时救市、刺激经济措施过头了,后果严重。

再来是2012年,薄熙来下台,改变中国高层内部的格局。第一,这也是偶然,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如果薄熙来还在位置上,会影响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巩固。当薄熙来下台后,又触发了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一系列事件,最终结果是习近平上台,“后天安门政治秩序”终结:告别精英抱团、告别分赃联盟规则,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领导。这是很重大的发展。

在后天安门时期,不管对外对内都是谨慎,对外韬光养晦,对内是以防为主,而不是进攻性的政治压迫。但目前游戏规则不一样了,空间愈来愈小。

FT中文网:面对即将到来的十九大,您会观察哪些重点?

裴敏欣:我不关注十九大发生什么,我关心的是十九大之后发生的事。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打破了“后天安门政治秩序”,十九大之后,就要看他“立”的能力。

要立什么?得看是中国的需要,还是政治的需要。从中国的需要来看,得赶紧解决信用泡沫,降低金融体系风险,同时要进行经济改革、去掉僵尸企业,这些改革需要花上政治资本,也跟领导人对问题认识的程度有关。

另外,中国社会还有许多问题,最终都涉及到价值观。“后天安门秩序”已被摧毁,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新的秩序吗?这就是中国的将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必须要问。

FT中文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您观察到全球秩序有什么新变化?中国面对的挑战是?

裴敏欣:现在世界形势变化,给予中国很有利的战略机遇。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在某些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还有,中国是否有能力?

比方说全球事务,特别是气候变化、多边组织、全球安全,自由贸易体系,中国在这些领域要起到积极作用,是既有得又有失,并不是甘蔗两边甜。

由于美国的“美国第一”政策,使得西方盟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失望,盼望有其他政治实体能替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但中国是否有能力替代美国?中国虽然有实力,但在软实力、政治价值层面上能否被信任?

第二,从经济能力上来讲,中国经济实力目前仍逊于美国。美国经济规模是18万亿,中国是11万亿。在全球化里面,中国仍是出口大国,这也是一个限制,还不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国强调维护现有的世界贸易体系,说穿了仍是贸易出口体系,而不是进口体系。

再从安全层次来说,中国是区域强权,不是全球强权。中国如果要在东亚提供区域安全,除了会与美国产生冲突,跟东亚其他强权也有冲突,这使得中国面临到真正的困难。

虽然中国遇到了成为世界领导的机遇,但真正能利用到的机会很少。目前看来,能利用到的机会只有一个,就是气候变化议题。

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产出大国之一,中国有能力做到、也能够做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因为减排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相吻合,中国有机会在这个议题上以实际行动来树立世界领导的地位。

西方民主没有一片黑暗

FT中文网:您前面提到中国在全球治理上会碰到政治价值是否被信任的问题。您怎么看中国近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

裴敏欣:我认为在讨论这件事情上,用英文来说都是“framing issue”,看讨论的人怎么去包装议题。我们应该要把抽象的概念,与平时生活遇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用一般民众能接受的问题来讨论。普世价值是人身最基本的权利。

FT中文网:2016年国际政治动荡,民主困境话题落入公众的目光,特别是在中国引起不少关于民主的讨论或质疑。您怎么看?

裴敏欣:这是一个很合理、而且应该提出的问题。全球目前最大的困惑,是西方民主体制可能遇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全球化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出了问题,当思考中国今后走向是如何,会有这些疑问和讨论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民主目前是failing system(衰落中的体制),而不是failed system(已衰落的体制)。

短期内,西方世界的困境,会大大减轻西方在意识型态领域对中国的挑战,甚至,中国政府在短期内都不会担心这样的挑战。

FT中文网:该如何解读民主的现状?

裴敏欣:要先做一个判断,有些问题是结构性的,有些是周期性的。现在全球碰到的民主困境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目前还看不出,没有足够证据能让人信服这是一个结构问题。比方说民粹主义目前只在英、美成功,还不是一边倒:英国脱欧公投只有4%的票数差距,希拉里拿下美国普选的多数票。至于在德国、法国、北欧,民粹主义并没有成功掌握政权。现在的西方世界并不是一片黑暗,而是美国出了大问题。我们不能把美国问题和西方民主发展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另一个判断,从人类发展角度来看,哪一个制度被证明为最成功?所谓的成功,是有最多人受到最大优惠、得到最大安全、最大的幸福,目前仍然是自由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民主体制有自我纠错能力。现在在美国,抵抗特朗普的势力明显存在,从媒体、司法系统(除了最高法院)、到联邦体制等都在强烈限制特朗普的权力,使得美国政治格局呈现一个stalemate(僵局),这就是民主体制的自我改造能力。明年美国期中选举,能再看选民怎么看右翼民粹,是否会把多数民主党送进国会。再过一年,就可以知道民主纠错能力是否存在、是否有效。

中国改革的陷阱

FT中文网:您长期不看好中国当前的体制,媒体报道也多次引用您的观点或研究,谈论中国可能走向经济崩溃或腐败崩溃。但仍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权保有韧性。是观点被夸大了吗?

裴敏欣:首先要澄清,严肃学者从来不讲崩溃,崩溃是不可预测的。会说崩溃的,一般都是记者或是希望吸引媒体注意的作家。

我长期维持的观点,是中国当前体制会走向长期停滞。我最受学界讨论的著作,是2006年出版的《中国掉入陷阱的转型》(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我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是威权统治精英思考的本质,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本书的观点,在十年前的学界被认为过份悲观,但现在来看是主流意见。

为什么中国转型会走进死路?因为威权的统治精英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从来是相违背的,当中可能有部分会重合,但更要问的问题是,中共为什么要改革?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全面现代化的国家、建立仅经济现代化国家、还是建立一党政权永存的体制?目前看来,中共是第三者。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很理性的选择。

设了这个底线之后,再问第二个问题,一旦改革的手段是通过经济开放,如果手段和目标发生冲突,怎么办?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如果改革的核心是不动政治底线,但能否寻找空间,从技术层面让改革成功?这是实用主义的体现,发掘一些能改革的潜力。但现在看,改革的空间被发掘尽了,跟政治底线愈靠愈近。

比方说,中国领导人曾说国有企业不能动,要做強做大。在过去,中国先把饼坐大,存量不动,在增量上做文章,让私有企业变大,来支撑国有企业低效带来的成本代价。但这个想法是错的,国有企业会把新经济产生的财富吸走。如果在计划经济之外寻找增长点(Growing out of the plan)的战略不能用了,怎么办?中国有一个词叫“攻坚战”,国有企业问题处理了多年还没解决,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决策。

这也说明了经济改革有一个底线,走向完全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也不用担心会发生倒退。现在的“不完全改革”对中共来说是最适应的,既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又掌握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这样的不完全改革对执政精英来说最美好。这就是所谓的转型陷阱,英文叫“partial reform equilibrium”,不完全改革均衡。

FT中文网:去年年底,您在国际政治学术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发展停滞”的新观点:中国已经具备转型的条件,而且已进入转型的拐点。您看到了哪些状况,能支持这个论点?

裴敏欣:我们很难判断政权的未来,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很有意义。要判断中国的未来,可以依据的是世界历史,历史能提供线索,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具备政权转型的客观条件?先找出中国可比国家的人均收入、教育程度等指标,根据世界历史的经验,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了转型区。

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是,具备了转型的客观条件,还缺一个主观条件。转型最主要是看政治精英的决策,如果政治精英不顾一切代价去悍卫旧体制,这样的体制还是能生存。

这篇研究第二个要看的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那么当今世界上是否有其他高收入的专制国家能对比?如果世界上有,说明这样的模式是可以持续。根据我的研究,目前只有产油国能同时维持专制和高收入。

为什么世界现有的记录没有高收入的专制国家?首先,因为专制统治者掠夺太多,专制国家不可能有高收入。一个政治体制如果不保护产权,没有老百姓愿意干活。还有一个原因,专制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没办法统治,通过改革、革命等其他方式转型了,成了民主体制。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经济陷阱,而是专制政权的政治陷阱。

最后我们可以参考历史。现在看到中国已具有经济社会的基本转型条件,但缺政治精英的选择。可是这个体制的未来并不乐观,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专制统治非产油国成功进入高收入社会的例子。

没有“中国谜题”

FT中文网:您在哈佛的指导教授是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在您看来,他对政治秩序的观点,对当代中国有什么样的启示?

裴敏欣:亨廷顿最初的著作是《变化中的政治社会秩序》,这本书的背景是196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强而有力的政府管制,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亨廷顿当初探讨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有强而有力的政府,不管是民主或专制体制,都好。但他后来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威权政府都会出现了危机,所以又写了一本《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如果他现在看中国,我认为跟我的看法不会差太多,威权体制已到了关键地步,不改革最终会失败,只是看失败是以什么方式出现。如果亨廷顿为中国领导人写备忘录,他会鼓励共产党推动改革,因为根据他的判断,一党专制有很强的能力能够自我改造。他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过高估计政治改革的风险,过低估计维护政权的能力。

FT中文网:看您的中国研究,常引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为什么?拿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够用吗?

裴敏欣:够。中国都是人,最终研究的还是人。

制度经济学把个人理性(rationality)、个人利益、自私等基本特徵讲得很透。这边说的自私并不是坏的,制度经济学要说的是,让自私本能发挥出对个人、社会最大贡献,同时通过其他手段和制度安排,来限制自私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我认为这套理论框架很能解释中国的现象。

一般谈到中国模式、解释中国的成功,常常逻辑不清,都是就事论事、事后推导,从理论角度来看,不堪一击。反而从西方经典理论去解释中国现象,还能解释得通。

我认为没有所谓的中国谜题。所谓谜题,是没法解释,但现在的中国问题,都能解释,而且要解释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恐怕用的还是西方理论。

FT中文网:到目前为止,您曾想过要修正之前的研究或对中国的看法吗?

裴敏欣:研究上,我们往往低估的并不仅仅是政权的能力,而是中国人民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创造出那么多的财富。

这其实也是西方理论的误区,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困境和难度,但往往没有充分理解到一般人对专制体制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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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转型发展事关重大,得一步一步来,不能蹒跚学步欧美,也不能螳臂当车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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