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門羅主義與「位移三角」時代

 

中國、美國、俄國在全球政治版圖中,都稱得上是舉足輕重的大國,他們的任何舉措都影響著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卡本特認為:華盛頓應考慮承認中國版的「門羅主義」;類似百多年前英國對美國的讓步,看看是否能創造出與中國建立新形態、較不具爭議性的關係基礎,同時仍可保護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利益。

超訊July
《超訊》2017年7月號

在今年中美元首會晤中,習近平說「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這是在中美關係走向的關鍵時刻,中國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

就在中美高峰會談前一周,4月1號《開放網》發表了中國國防大學辛子陵先生文章《習近平主張聯美走歐盟道路》。文章引述習在對中國歷史教訓的總結時說:「反美戰略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我們黨內有不少同志總認為搞好跟美國的關係,是對美國的屈從,是右傾機會主義,是投降主義,是賣國。這是站在狹隘的小集團立場上形成的思維。毛澤東時代這樣的思維很普遍,起了決定性作用。但是到了改革開放時代,這樣的思維就行不通了。鄧小平顯然是主張跟美國改善關係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幾乎可以說就是跟美國關係改善的幾十年。看看這幾十年我們取得的成績,應該是很有說服力的吧。顯而易見,改善跟美國的關係,事實上就是改善跟世界的關係,就是改善我們國家的經濟、文化發展的國際環境,就是為中華民族、廣大人民創造獲取巨大利益的機會。」

這段話雖然未經官方證實,但顯然和中美元首會談時習的講話精神是一致的。習的講話並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在嚴肅思考後,對中國國際戰略方向的一次根本性扭轉。這是中國對世界公開釋放的一個重大信號,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它不會對世界戰略格局的演變產生重大影響。
無可否認,21世紀,中國、美國、俄國,在全球政治和全球經濟版圖中,都稱得上是不可或缺、舉足輕重的大國力量,他們之間的任何舉措,都影響和改變著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經濟格局。

1949年以來,由於意識形態陣營的分屬,中國長期與前蘇聯結盟,直至上世紀60年代中蘇徹底分裂。70年代中美握手言和,80年代中美加強交往,客觀上營造了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與和平保障。

隨著90年代前蘇聯的解體,中國的原意識形態有所強化,並和前蘇共體系的俄國恢復了「結伴不結盟」關係,以對抗美國在全球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衝突與挑戰。

中美應重新定位與設計雙邊關係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美國外交政策資深研究員羅伯特·布萊克威爾 (Robert D. Blackwill) 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艾什利·特里斯 (Ashley J. Tellis) 在一份題為《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的特別報告中表示,中國現在而且將是美國最重要的競爭者,有鑑於此,美國早有必要對中國日益強大的實力作出更加連貫的反應,因為美國將中國「融入」自由化國際秩序的努力對美國在亞洲的優勢地位帶來了新的威脅,而且可能對美國在全球的實力造成重大挑戰。

隨著美國實施「重返太平洋」和未完成部署的「亞洲再平衡」戰略,中美貿易糾紛與衝突的日益加劇,中國周邊國家對領土主權的爭執與多方經貿變數,都迫使中美兩國領導人確實感到應該坐下來,重新溝通與思考,「重新定位與設計,更加明確整體雙邊關係的發展」(蒂勒森)。

這次中美元首會談,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確立了中美兩個大國關係的運行方向。其成效恰如美國總統在推特所言「太棒了!」它給中美兩國關係良好互動,開了一個全新的好頭。

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對立已不鮮明

其實,中國的原意識形態,在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之後,目前除堅持沒有「無產階級」的「共產黨領導」之外,僅剩下意識形態運行的慣性。

對共產黨建政前的革命者來說,「共產主義」是一種信仰,建政後,尤其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後,全中國的老百姓(包括共產黨員)都知道「共產主義」不過是個口號,連鄧小平都說,誰能講清「什麼是社會主義」?他對意識形態主張「不爭論」,反覆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因此,中美之間意識形態的對立與對抗,已不具過往的鮮明色彩,並且已不成為中美對立的意識形態屏障。

從字面上講,美國的立國宗旨與中共的建黨「初心」並無二致,美國堅持的普世價值,與中國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無不同;因此,歷史上因意識形態而採取的陣營對立與政治分野,現在已經完全不影響中美兩國在經貿領域和國際事務上的牽手與合作。

應該承認,美國是世界上最獨特的國家,在它不長的歷史當中,它在全球能力所到之處,引領世界踐行人類的良知,鮮明高舉反惡的「五面大旗」(反對奴隸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極權共產主義」,反對恐怖主義)。這不恰恰是中國一貫所堅持的主張嗎?美國文明與中國文明在此取得了一致。

在世人眼裏,美國是當今世界的「老大」,在國際事務中處處遭遇「美國霸權」,儘管如此,堅持普世價值卻始終是美國堅守的一條基線。由於這條基線,美國率先將「庚子賠款」退返中國;由於這條基線,它曾無私援助中國抗日,主導收回中國曾經割日的領土;由於這條基線,1969年在中美無外交關係時,美國將蘇聯欲對中國核設施實施「外科手術式打擊」,「一勞永逸地解決中國的威脅」的重要情報告知中國,並堅決地阻止了前蘇聯對中國的核威脅;由於這條基線,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它懷揣願景,引領中國在國際社會成為負責任的大國。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中國的政治體制變化不大,但經濟體制的變革可說是天翻地覆,舊有斯大林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被傾覆,與世界接軌的市場經濟模式正在逐漸成型,這其中雖有反覆,但大勢已不可逆。面對世界的政治格局與經濟格局,中國的國際政治需求與經濟需求,正在繼續改變著中國的國際思維與國際行為。

因此,中國和美國建立新型的大國關係,中國和美國的相互合作與共贏,對兩國各自而言,不但有著現實的需求,也有著可行的基礎。

對中國的「圍堵」政策並不成功

應該承認,一個人的行為模式,不但受其傳統的影響,更受其環境條件的制約與影響。同樣,一個國家的行為模式,不但受傳統影響,也必定因環境條件制約與影響而改變。在當今世界格局與潮流的環境下,中美雙方的交流與合作,不但可以互為影響和改變對方,也最終會影響和改變自身。

在中美關係中,對各自來說,國家利益永遠都是第一位的,這無可非議。凡涉及國家利益,矛盾的摩擦與衝突必不可免,關鍵是如何解決摩擦與衝突。

在美國眾多智庫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者中,我注意到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卡本特(Ted Galen Carpenter)的觀點。他認為:華盛頓應考慮承認中國版的「門羅主義」。

大家知道,19世紀90年代,英國採取承認美國是區域的主導強權,接受華盛頓的政策偏好。從而結束了英美兩國數十年間針對各種議題爭端,為後來緊密結盟關係奠定基礎。

他建議,美國政府思考當時英國態度,做出類似讓步,是否創造出與中國建立新形態、較不具爭議性關係基礎,同時仍可保護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利益。

當然,當時的英美政體、市場經濟體系具有很大的相關性和同質性,現今的中美政體與經濟體制完全不同於當時的英美,更重要的是,長期的意識形態防範和制度對壘,實現中國版的「門羅主義」很難一蹴而就。

在上世紀中葉中美關係長期隔絕之後,自1970年代始美國歷屆政府對中國採取了「交往(engagement)」政策;後在上兩屆政府中,開始轉移為潛在的「圍堵(containment)」政策。事實證明,「圍堵」政策是不成功的。

今天,中國的崛起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與經濟影響力的迅速擴張,中國在地區事務乃至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升級是必然的,任何力量都是難以「圍堵」的。對此,國際社會包括美國,都應有清醒的「理智認知」。這需要有一個從「不習慣」、「不適應」到「習慣」與「適應」的過程。

中美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美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4月2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中美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他認為,中國日益增長的力量是對美國的威脅,這種威脅類似於當年德國對英國的威脅,以及雅典對斯巴達的威脅。他認為,當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有取代一個處於統治地位國家的勢頭時,就應警惕。如果兩國領袖在衝突中採取硬碰硬,不妥協的對抗姿態,那麼小衝突就會變成大衝突,大衝突就可能演化為戰爭。

世界史證明艾利森的研究並非沒有道理,中美高峰會談的現實,目前看來比艾利森的擔憂要好,但這並不預示艾利森對憂慮的警惕今後將不復存在。

不過,中國主席習近平先生曾對美國領導人說過,「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一種使命和責任。中美兩國經濟總量佔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貿易總量佔世界五分之一,而且,中美兩國利益深度交融,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中美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前些時日,蒂勒森訪問中國,提到美方尋求中國主張的「避免衝突、不對抗、互相尊重、雙贏與合作」的對華關係,說明美國開始「適應」並正視這個「過程」。
事實上,面對朝核危機,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共同關注與希望之下,已經展示並發揮出其「地區大國」的形象與作用。

在面對如何締造新型中美關係方面,必須看到,中國作為大國已經崛起,意識形態屏障已然打開,經濟全球化已難勢擋,因此,卡本特的中國版「門羅主義」,確實可以作為締造新型中美關係的全新選項。

中美貿易摩擦近年不斷升溫

在國與國的交往中,「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在中美俄關係的互動中,凡涉國家利益,尤其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可能沒有摩擦和衝突,不可能事事步調一致。但在新世紀堅守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手段與方式,已不可能重複舊時代的霸淩與盤剝,只能通過「溝通、談判與合作」。

近年來,中美的貿易摩擦不斷升溫。不可否認,中國三十年來的高速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的是對美國市場的出口帶動,例如,中國2015年的對美出口,佔總出口的20%。同樣,2015年美國進口的貨物中,超過20%來自中國。美國也極其依賴從中國進口的廉價商品。美國認為,過去多年來的美中貿易,美國一直是逆差,2015年是3600億美元,去年是3470億美元,佔美國全球貿易逆差七千億美元的一半,這對美國是不公平的。此時美國若與中國全面開打貿易戰,不但對中國而言是難以接受的,對美國來說其嚴重後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方在中美高峰會上已認知「雙方確實有必要使美中貿易環境更為平衡」;美方也意識到正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國際關係專家韋伯(Steven Weber)稱,「特朗普似乎明白,他除與北京建立溝通的橋樑外別無選擇。」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的合作,無疑有利於中美兩國的利益,同時也有利於世界經濟格局的良性互動。

特朗普去年在競選期間,威脅對中國商品課徵高關稅,並要指定北京為匯率操控者。但在中美雙方正式確立並展開四個戰略對話機制,並且迅速制定旨在化解及平衡貿易衝突的「貿易百日計劃」之後,特朗普明確表達「美國政府不會將中國列為匯率操控國」《華爾街日報》刊文稱,中國曾是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猛烈抨擊的對象。同時,俄羅斯總統普京被認為是特朗普最欣賞的大國領導人。但是,自特朗普勝選後五個月左右,這一切幾乎完全逆轉了。現在似乎習特關係正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關係。

中國新近成立的「亞投行」,與北京全力推動的「一帶一路」計劃,不管各國有怎樣的揣測,中國確以自己的經濟實力與行為方式,客觀上正在全球範圍內尋求「合作、共贏」的利益模式。

事實上,面對經貿領域的摩擦與衝突,世界各國之間各類單邊與多邊貿易談判也在不斷地此起彼伏地進行。經貿領域的「公平交往」是談判的基礎,「合作互補」是必行之路。
這一切都證明了,無論什麼國家,「互利」才是解決經貿衝突的正確應對之策,國家利益存在於「共贏」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21世紀確實不同以往,在互聯網時代,新興的經濟發展模式,層出不窮,它不但正在改變傳統的經濟結構與發展模式,也為大國關係提供了維護和獲取本國利益的新思維與新方式,提供了超越以往任何時代的巨大空間。

「倒三角」翻轉為「正三角」

當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經濟格局,仍舊脫離不了中國、美國和俄國的三者影響。回望歷史,長期以來世界都是以歐洲為中心,左右著世界的格局與走向。

「二戰」以後,特別是冷戰時期,用基辛格博士的分析,中國、美國和前蘇聯三國呈現的是「倒三角」關係,美蘇處在「倒三角」上方,中國處在下方;直至上世紀70年代,世界格局的分野與走向,一直由美蘇主導。到80年代,在這個「倒三角」中,中美關係得到了適度的增強。

隨著90年代前蘇聯的解體,「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倒三角」翻轉為「正三角」,美國高居「正三角」頂端,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強國,獨霸並左右全球格局。

進入21世紀,俄國國力逐漸復甦,中國國力迅速崛起,處於「正三角」底邊兩端的中俄,在三角關係中的份量明顯增強。三角關係中任何「一角」都難以平抑聯合起來的「兩角」。於是,在重大國際事務問題上,中美俄三國不斷出現隨機性的「合縱連橫」。

這種隨機性,在2017年突出表現在敘利亞和朝核問題上。在對敘利亞問題的各方對抗中,俄國希望中國並肩應對;在朝核問題的左右為難中,美國希望中國出手終結隱患。特殊的國際氣候、特殊的事件危機,使得中國首次登上「正三角」頂端,在全世界的關注與寄望下,發揮其重要作用力與影響力。

雖然中國的這種作用力與影響力有限,但它確已謹慎地改變了長期以來冷戰時期的慣性思維與零和博弈,給當前的大國關係和世界政治,帶來了新式思維與新型博弈。

無可否認,中美、中俄、俄美三組大國關係,在可以預見今後的相當歷史時期,三大國對世界的重要性與影響力都是不可能被消失與被取代的。中國、美國、俄國以及它們之間的任何舉措,都不可避免地直接左右並深刻影響著世界的政治格局與經濟格局。

同樣可以預見的是,中美俄三角,隨著世界進入「多極化」的演變,舊時的「固化三角」,也將隨著變動的國際政治態勢與經濟態勢,隨機性的「位移三角」將成為三大國關係的新常態。
處於全球「複雜多變的多極化」時代,中美俄三大國對世界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為了有效地維持世界政治秩序與經濟秩序,互相尊重,加強溝通,減少對立,管控分歧,互利合作,是中國、美國、俄國確立戰略框架與正常關係的正確基礎,也是中美俄引領世界的大國責任。

五點總結

01、雖然中國的政治體制尚未脫胎換骨,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發展與變化,並不妨礙中美關係合作基礎的建立。

02、新的世界,新的時代,中國版的「門羅主義」,可以作為重塑中美戰略新框架的重要選項。

03、至本世紀中葉,中美俄三國,仍將在所有國際關係中,處於主軸地位。中美俄以及三國間的關係,仍主導並影響著全球的政治格局與經濟格局走向。

04、隨著「複雜多變的多極時代」演變,中美俄原有的「固化三角」隨機性地轉換為「位移三角」將成為新常態。

05、「尊重、合作、互利、共贏」,應該成為中美俄大國關係的「主題詞」,更應成為21世紀時代的「主題詞」。

文/張鋼,《超訊》2017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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