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別劉曉波:中國的善良與光明同他一道沉入海底

美國首都華盛頓100多名華人聚集在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下悼念劉曉波,圖為流亡作家鄭義發言。 (美國之音蕭雨拍攝)
美國首都華盛頓100多名華人聚集在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下悼念劉曉波,圖為流亡作家鄭義發言。(美國之音蕭雨拍攝)

蕭雨

距離美國國會山只隔幾條街的一隅,坐落著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這座仿照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女神像建造的紀念碑是為了“紀念超過一億名共產主義治下的受害者”。

三天前,這個受害者名單上又多了一位——中國唯一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我們低估了這個黨的能量,這種殺人的能量,” 流亡美國的中國民間學者王康說,“他們曾經殺害了無數的人,他們最近殺害的一個人叫劉曉波。”

7月13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11年的劉曉波因病去世,終年61歲。他沒能實現自己的夙願:死在自由的土地上。直到生命的最後,他和家人依處於嚴密監控中。

星期天(7月16日)晚間,美國首都華盛頓100多名華人聚集在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下,悼念這位中國最知名的異見作家,其中不乏劉曉波的生前好友。

“他的骨灰裝在一個壇子裡,已經沉入海底,” “六四”後流亡美國的中國作家、電視片《河殤》的總撰稿蘇曉康哽咽了一下繼續說,“中國的善良和光明也隨同他一道沉入海底。”

“曉波在這條路上付的代價比我們都大,”海外民主運動領軍人物之一、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王軍濤說。

“我們這些人走這條路的時候是有思想準備的。從一開始走入公共空間時,我們就準備改變中國,承受該承受的一切,但曉波不是一開始就打算走這條路的,”他說。

王軍濤形容80年代的劉曉波是個“率性而為的狂人”,時常口出狂言,筆下也多是一些辛辣嘲諷的文字。他說,89年初識時,圈子裡的大多數人都討厭他,但劉曉波並不以為意,甚至覺得那是他特立獨行的標誌。

但是1989年的那個夏夜,北京城裡的槍聲改變了劉曉波。

“他說,他要帶著一種愧疚感去討還89年逝去的正義,”王軍濤說,“曉波從此性格變了,臉上開始有了我們說的那種永不消失的微笑。”

“溫和”是劉曉波留給作家鄭義最深的印象。

“他不是一個怒目金剛式的勇士,在'筆會'里大家都認為他是一個老婆婆,”同為獨立中文筆會成員的鄭義這樣回憶這位前會長。

他說,那時的劉曉波整天坐在電腦前,協調世界各地筆會成員間的不同意見、紛繁的人際關係。

不止一位劉曉波的生前好友認為,那時的中國,也只有劉曉波能夠將諸多思想不同,政見不同的人聚集起來,後來簽署的《零八憲章》正是這種努力的標誌。

“一個政府竟然會把自己反對派中最溫和的一位領袖人物這樣兇殘地謀殺了,實際上他們關上了中國和平轉型的大門,” 鄭義說。他的白上衣胸前寫著“六四”的字樣。

前89天安門民運學生領袖之一王丹說, 不論這個執政黨給中國帶來了怎樣的經濟發展,但是劉曉波之死讓全體中國人在世界面前蒙羞。

“是到了該結束這個政權的時候了,是到了該讓中國改變,讓中國做得更好的時候了,”他說。

王丹說,劉曉波去世後,他收到一位在台灣唸書的大陸學生的來信。信中說:看來我們年輕一代必須要站起來了。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新聞系研究生,來自成都的陳涵即興走到台前。他說,自己走上新聞道路同劉曉波為之抗爭的人和事密不可分。

“我了解到天安門大屠殺,2008年汶川地震……這些事件點燃了我對這一領域的熱誠,”這位23歲的男生說,他希望向劉曉波致敬,同時喚起更多的年輕人學習、實踐新聞,“因為真相不容等待。”

悼念者排隊向擺在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下的一把空椅子獻花。2010年,在奧斯陸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也擺放著這樣一張空椅子。

劉曉波去世後,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宣布,這把椅子將永遠地為劉曉波空下去。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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