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难民:平民、导演与王后

 

我在瑞典认识的几位伊朗女性,都是不戴头巾不穿黑罩袍、聪明能干又大方的。其中一位是“母语中心”的教师同事,最初我参加工作时,她曾热情关照我这个“菜鸟”,令我至今心存感激。接触这类高素质的伊朗知识女性,会让人怀想灿烂的古波斯文明,回忆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那个时期的伊朗女人可够现代够开放的。

当霍梅尼的宗教革命将要革到妇女的身体与服饰上来时,这类“自由化”了的伊朗女性就被逼出逃了。自1979年之后,逃出伊朗的女性除了平民,还有原伊朗王后、政府高官、共产党人与自由派。历史的反讽在于,不管她们之前在祖国的地位多么悬殊,政治立场多么对立,来到欧洲后,她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

为女儿自由辛苦踏上逃亡路

美国电影《不能没有我的女儿》(Not Without My Daughter)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日常生活与妇女的处境。

主人公是一位叫贝蒂的美国女人,她与一位在美国工作的伊朗人莫迪结婚后,生下一个女儿。莫迪思念家乡亲人,便说服妻子和他一起回伊朗。可是一回到伊朗,原本和谐温情的小家庭就翻卷起风暴,贝蒂必须接受伊朗社会对女性的种种束缚,还要承受丈夫凶暴的拳头。为了不让女儿留在伊朗遭受性别歧视,贝蒂千方百计带着孩子逃亡,翻山越岭历经艰险,母女俩终于回到了美国。

在瑞典看这部电影时,我听到有来自中东的朋友批评,说此片是从一个美国女人的视角看伊朗社会,存有偏见,不够真实。毫无疑问,电影和现实生活会有一些差距。但我恰好认识一个叫法蒂玛的伊朗女人,她逃难的原因与影片中的女主角相似——为了女儿的自由。

法蒂玛告诉我,她的丈夫在伊朗开诊所,家境富裕,日子原本过得挺好。但她的两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儿有点叛逆。女孩们外出时衣着不够宽松,展示了身体曲线,还将头发散下来,结果在街上被道德警察抓捕,被指违反了伊斯兰教规。

两个女儿在拘留所遭受了鞭刑惩罚,做母亲的便不顾一切地拉着孩子逃出来。可是,法蒂玛的丈夫要留在德黑兰的诊所行医。这样,法蒂玛只好与丈夫长期分居。当她向我诉说这一切时,我看到她脸上掩不住的落寞与无奈。

逃亡的伊朗共产党人成为著名导演

与这类只求女儿平安成长的普通女人相比,同样是辗转逃出伊朗的纳希德•佩尔松(Nahid Persson Sarvestani)(本文题图)却志向远大。纳希德在获得自由后奋斗多年,成为瑞典最富盛名的纪录片导演,在国际上屡获殊荣。但是,这位难民出身的女导演心中藏着深沉的痛苦,事业上的成就并不能挽救她,她需要看心理医生。

在逃来瑞典之前,年轻的纳希德曾是伊朗的共产主义活动家。伊朗共产党人曾联合霍梅尼的宗教势力,终结了前国王巴列维的“白色革命”。这在当时,似乎是纳希德这样穷人家孩子必然的选择。因为巴列维国王虽然在经济改革上取得成果,但快速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严重的分化,贫富悬殊,而且,国王在政治上迫害左翼知识分子。

 

 

1982年的一天,正好是纳希德刚一岁的女儿过生日。突然她哥哥敲门冲进来,告知说,霍梅尼的革命卫队已经逮捕他们的两个弟弟和父亲。纳希德立刻丢下满桌办生日宴会的食物,抱着孩子和丈夫仓惶逃命。

当一家三口在伊朗境内各地躲藏之时,有消息传来,纳希德17岁的弟弟罗斯坦已被执行绞刑。纳希德知道,霍梅尼政权真正要抓的是他们夫妇俩,因为他们曾帮助霍梅尼推翻国王巴列维的统治。这是“黑色革命”对伊朗共产党人的一个极大的反讽:宗教势力在伊斯兰革命后掌权,他们首先清洗自己过去的同盟军,伊朗共产党组织被取缔,很多共产党员被以叛逆罪逮捕。

从波斯湾乘走私者的快艇偷渡到迪拜,纳希德一家在那里非法居留了两年。1984年,他们用伪造的护照上了飞机,在飞机上的厕所里销毁了假护照。然后,飞机降落在白雪覆盖的斯德哥尔摩机场。他们得救了。

与流亡的伊朗王后怀着共同梦想

 

用瑞典文做纪录片,成果累累获奖无数,纳希德的作品大都涉及伊朗社会文化。最初,她有很长时间回避政治,因为她无法面对自己的过去,弟弟之死令她始终被内疚感折磨。

流亡多年后,纳希德回伊朗探亲,看到祖国在伊斯兰革命后情况更为糟糕,她不得不用摄影机纪录这一切,希望能增加国际社会对伊朗局势的理解。这之后,镜头成了她表达政治观点的手段,成为一个社会抗议的工具。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完成影片《面纱背后的卖淫》之后,她被禁止再返伊朗。

 
在纳希德制作的纪录片中,我最欣赏的是《王后与我》。这部获意大利大奖的影片令人惊奇的是:导演与她拍摄的对象,在祖国伊朗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前王后与曾推翻王室的前共产党人。二十年漫长苦涩的流亡岁月,让两个同样深怀痛苦的女人克服了心理障碍,一起回忆失去的家园,坦诚地探讨伊朗当代历史的纠结。

作为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在流亡中所经历的苦难并不比一般难民少。1979年1月,当她与丈夫巴列维国王落难时,他们被昔日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人拒之门外,只有埃及总统萨达特愿意接纳他们一家。之后,丈夫病故,女儿自杀。

今天,曾母仪天下二十年的伊朗前王后已定居法国,虽然年迈仍然高贵优雅,她有时会捧着一抔来自伊朗的泥土哭泣。前共产党人纳希德已经理解了前王室,并和前王后怀着同样的梦想,期待一个自由开放的伊朗。

也许她们最终都只能客死异乡,像飘零远处的叶子不再落在家乡的树下。但是,身为导演的纳希德顽强地面对国家与家庭的悲剧,把自己的伊朗文化之根拔出来,移植在北欧的土壤里,结出了奇异美丽的花朵与果实。

(注: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二 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华人作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http://bit.ly/2wNIB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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