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权理论到共生权理论的历史跃迁

——中国模式“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死结怎么解?

 

钱宏 來稿


中国模式特征是什么?

第一,超高价值承诺下建构起来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现行“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

第二,制度定位在政权、产权、事权的三个基础特征:

一是集团官本位特权;二是所有权使用权模糊不清的产权,且缺乏法理保护(做大做小或清零可以瞬间转换);三是事权自上而下私相(黑箱)授受设置,且无横向制衡与自下而上的程序正义。

第三,上述矛盾与定位,决定了中国模式的以GDP增长率为导向的价值创造三大机制:一是政府投资拉动;二是出口拉动;三是城镇化拉动。

第四,这也同时决定了财富分配三大机制:

一是“国家”、官员、“白手套”通过高税收和创抽寻租占据DGP增长60%承担18%的就业,民间占据GDP增长率40%承担82%的就业(中国工资总额占GDP8%,而政府开支却占了31%);

二是通过低工资、低福利,低劳动条件,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劳动成本的优势,在世界自由贸易循环中赢得巨额顺差,又通过外汇管制、金融杠杆和人民币充水将外汇全部收归“国有”和“官控”;

三是通过八二宪法第9、第10条剥夺国民对自然资源和城市土地产权和“强拆”,把农村的耕地、城市空地、老房子等进行改造,变成高楼大厦“铁公基”如此这般的城镇化。

有朋友说:目前,则是从权贵资本主义转向国家资本主义。之所以叫资本主义,是因为没有放弃市场。

我说,无论是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本质上都是“权控经济”模式,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几乎完全无关。不解决“权控经济”模式,就是中央通过“强力反腐”后公然宣扬回到五六十年代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依旧与真正的市场、与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没有半毛钱关系。

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提出来的概念,也是毛泽东五十年代就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工业党”和以邓子恢、杜润生为代表的“农业党”之争提出的概念。其意思很明确: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实施从前苏联得到的156个工业化项目,用“合作化”“人民公社”的方式,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运动中广大农民获得的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用“公私合营”的方式,将“民族资本家”的财富实施“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收归国有”,最后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所以,这里的资本主义,与市场没有关系,“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的“权控经济”,又称“计划经济”。

从权控经济,到权控市场经济

14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权力控制下的“书记市场经济”,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实际从中央(国家)一个总控经济分解为五万个党政班子分控经济,表现形式就是所谓“财政联邦主义”条件下展开的“GDP锦标赛”。

权控市场经济的特征是:
所有生产要素、所有商品在进入市场前必须经过一级党政权力的批准,没有权力允许的资源要素、生产要素进入不了市场,这就是我们说的“政府管制”,无论是项目(特别是规划项目)还是要去市场上做生意都绕不开管制部门,这就产生了权力的创租、抽租、寻租空间。

所以,贿赂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腐败是各级党政官员支持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权钱交易”是“国家资本主义”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的第一规律,价格配置资源和供求关系沦为从属规律。谁的贿赂高,项目、配置资源就流向哪里。

权钱交易的模式使得权贵们得到巨大的财富,部分内外资本家(白手套)也可以得到财富,这样一大部分的国家投资,通过权钱交易和贪腐过程就转化为了权贵资本,权贵资本以占有国民资源和财富分配权牺牲国民利益为代价(隐性沉没成本),获得自己的利益。

所以,象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一样,权贵资本主义也不会放弃“权控市场经济”而搁置“法控市场经济”。

有人认为,什么“市场配置起决定作用”和“政府主导”结合,完全是玩文字游戏,没有逻辑性,但是,背后有其现实动力。而“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所谓“需求侧”、“供给侧”改革导向,在“权控经济”的框架内,只能把一锅面给煮糊了熄火拉倒为止。

顺便说一句,中国除了“权力的傲慢”,还有“知识的傲慢”,这就是2013年以来,许多专家型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透过各种管道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污名主政国务院真正抓住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要害——大幅度、大面积“放权”——的李克强总理“不懂经济”。到了2014、2015、2016年更是谣传四起,说19大后习近平不会让李克强再做总理。李克强做不做总理是一个问题,李克强在其有限职权范围内是不是抓住了“权控经济”的中国模式的要害,并不余遗力加以解决,是另一个问题!

从产权理论到共生权理论

尽管“权控市场经济”并不具有明确的“财产所有者的各种权利及对限制和破坏这些权利时的处罚的完整体系”,而且其名义上的财产所有权(如所谓全民所有、公有、国有)与实际控制(经营)权(政府部门、党政官员、托管人、监管人、法人)是分离的,但是,权控市场经济的核心,依然具有“产权理论”(科斯)的“专有性”(因一种行为而产生的所有报酬和损失都可以直接与有权采取这一行动的行为主体相联系)、“可转让性”(这些权利可以被引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和“可操作性”(配置相关资源)等主要特征,所以,权控经济往往比单纯市场经济(法控经济)更能保证经济高效率。

我们需要开辟从权控经济,到法控经济之路。因此,只是考察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远不足以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的人权、事权、物权关系。

借用“天赋人权”的表达,世间万物都天赋生命自组织的共生之权。共生之权,人们已将包括每种生灵(尤其是野生动植物)、每个人都有免于遭受严重的贫穷和饥饿的权利涵盖其中。所以,我们将“以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称为“共生权”。

共生权,简单说就是个体与共同体、自然人与法人、官与民,即所有人,生,且共襄生长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共生权,是对“共产”“大同”乌托邦理想及“产权理论”框架下的“公有制”“私有制”二极选择的超越,因而在政治上,也就超越了革命权(你死我活)与强势产权(权力资本)的纠结。

这样,共生权,就成为人民、国民、公民、社会,保留对强势产权者进行革命“底线权”的前提下,所拥有的对非“自己活,也要别人活”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状况,进行实时揭露曝光,实施有序改革、改良、改变,使之实时恢复live and let live实现同处蓝天下的人民win-win-win的正常状况的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美国电影《哈里之战》,还是前些年西雅图居民武装对抗“强拆”上演的现实版“哈里之战”,都是对共生权的最好图解!共生权,是综合中国群经之首《易经》“生生之德,进退之道,损益之法”智慧,强调强者(官)自律、弱者(民)自励,官知“道之进退”,民谙“生之厚德”,“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

“知进退”是一种由共生智能派生的善恶观,就是如弘一法师所说的“势可为恶而不为即是善,力可行善而不行即是恶”,加上两条,一是“结党营私而不营即是公,立党为公而不为即是私”,一是“法许可作而不作即非善政,法禁止作而狂作即非良治”。

中国模式的优势也是劣势

中国模式的总特征:从前三十年的国家资本主义到后三十年的金融权贵资本主义。具体来说,就是“政府拿走的GDP收入通过一定渠道转化为权贵的收入,从国家资本转化为权贵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就转化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阶层来发展经济,这样权贵和奸商聚集了巨大的财富,中国极少数人占了中国大部分的财富。”

这种中国模式,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财富分配机制,其优势,同时也是劣势:贪腐和权钱交易成了中国经济增长、资源包容型创新的内在动力,同时造成了一个不可解的矛盾,那就是底层草根的生活越来越苦,严重的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房子和土地被抢了,收入低、税很高,福利也很低,以及巨大的环境成本,水、土地、空气等污染很严重等沉没成本转嫁给一盘散沙的社会)。

问题在于:
一,严重的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和严重的环境污染的中国模式,值不值得继续?
二,中国底层人民会不会长期的容忍“国家”“官家”这么做?这两个问题可以肯定是否定的!

中国模式显然不能持续,这是“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内在矛盾与“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的死结。

共生权解开死结的现实力量

共生权解套“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死结,现实力量定位:

一、重写《为人民服务》:生態统领,共生为魂。X代表国家公权力、公信力和民本位或人民中心,不为任何利益集团站台。

二、重写《愚公移山》:瘦身去瘤,培元固本。W基本无情地代表集团官本位利用“公有制”的托管方便法门,与官控“私有制”合谋进行“盗国行为”(创租、抽租、寻租)盗取了堆积如山的财富,同时,也是最渴望宪政保证财富安全的现实力量。

三、重写《纪念白求恩》:人民中心,重建社会。G战神般忘我地代表草根(沉默的羔羊)的利益觉醒、国际惯例及新技术力量,可望为中国打破“官民信息不对称”、揭示“官民权责不对称”、扒开“官民资源占有不对称”重建正常国家立旷世奇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性质,决定了国家政权的价值承诺、制度定位、政策导向分别是:

第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承诺,这是国家公权力公信力的基础;

第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承诺,决定了国家的民本位(相对官本位)或人民中心的制度定位;

第三,民本位的制度定位,决定了国家权力-财富三大政策导向:

一是权力的制衡战略(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媒体、咨政七权分立);二是财富创造战略(以能耗、能效转换为基准的GDE评价体系);三是财富分配战略(以共生权平衡官、民事权、物权)。

共生权定位下的依法治国,就是明确社会各阶层的权益边界,因此,需要以宪法及宪法法院为法理实践基础,确立三大法典:

第一,是规范管家行为的《官法典》,以《反操(控)纵法》为基础;

第二,确立民事行为的《民法典》,以《国民事权法》为基础;

第三,惩治官、民越位、越界行为的《刑法典》,以《赎买特赦法》为基础。

陽子2017年7月31日记于沪上

(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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