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徘徊”是天大的好事

邓小平有句名言:“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徘徊。”“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党还在上海亭子间里争论不休。”邓讲的是事实。他的意思是说毛泽东是他们中共党人能打天下坐天下,带挈全体党员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予取予携,发展到今天无官不贪,“制度性贪腐”、“雪崩式腐败”的第一功臣。全体共产党员都应该感谢他、崇拜他。

可是对老百姓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毛时代的三十年经济停滞不前,“濒临破产边缘”,就不会有毛时代的“肃反镇反”、“反右”、“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七八千万人枉死了。

    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民国初立,封闭了数千年的国门大开,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主义风拥而至,其中有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也有新潮的马克思主义、光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就有数十种之多,还有相对陌生、但却传播神速的无政府主义......。那时代无疑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最开放最自由的年代,据统计,当时中国组建的大大小小的政党和政治团体超过1000个,民办报纸如雨后春笋不计其数。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在报纸上展开各种宣传和辩论,民智大开,其中知识分子阶层势必首当其冲。北京大学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荟萃之地,又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这里思想活跃,流派纷呈。其中有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此学习和工作,他们对马列主义的传播及党的创立做了大量工作。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大一批精英学生经过长时间的秘密酝酿,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宣布本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并表示“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1]。“理想中应有的希望”是什么呢?发起者当时没有明说,但其意蕴应是清楚的,即由“研究会”“这个单纯的组织”,进一步发展成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以求对中国社会作根本之改造。果然,在“研究会”成立刚刚半年之后,1920年10月[2],“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即在北大成立[3],成员3人,都是北大师生:教授李大钊,讲师张申府,学生张国焘[4]。随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一批又一批北大进步学生相继加入。1920年11月,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5]。这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也是北京和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中共支部,支部书记是李大钊,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据考证,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员共有12人,他们是:“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劫、朱务善、李骏、张太雷”[6],其中除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外,其他11人都是北大的师生。而缪伯英由于是何孟雄的恋人,常随何一起在北大活动,受到李大钊的教诲,也可算做半个北大人。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北大进步师生,在这一方文明沃土中,曾广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习、研究、讲授、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积极进行准备。

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又称安那其主义Anarchism)在国内十分流行,“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至1923年,全国有无政府主义团体90余个,刊物有70多种”[10],北大是其滥筋之地。“当时北大同学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比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要多些,也很活跃”[11],其代表人物有黄凌霜、区声白、陈德荣、朱谦之、张伯根、陈友琴等[12]。区声白、黄凌霜组织过“实社”,朱谦之组织过“奋斗社”等团体,分别宣传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和巴枯宁的虚无主义,并出版《实社自由录》和《奋斗》等小册子,鼓吹无政府主义。当时北大的一些进步青年如毛泽东、何孟雄、魏建功[13]等都受过影响。甚至由北大学生会主办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面也充满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自由观点的文章[14]。学生会的机关刊物,几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工具,更为严重的是,当中共北京支部成立时,陈德荣等几位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进来。曾代表北京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用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在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5]。几个无政府主义者进入组织,并掌握了宣传部门的权力,这对于刚刚建立的中共北京支部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于是一场严肃的斗争随后就开始了。

关于这次斗争的具体情况,并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材料,但其结果,有关文献是这样记述的:“在去年十月产生(按指北京小组产生—作者)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16]。

亲身经历了此事的张国焘有较为具体的相似回忆:“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变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17]

尽管人们对这次斗争的情况,仍然还不能清楚了解,但这已足够说明问题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它使中共北京支部从一开始建立就保持了自身组织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明性和思想的纯洁性,这无疑对中共后来的建设具有直接的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青年中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社会主义”成为青年最向往的理想社会。不过,当时的“社会主义”还是一股包含着庞杂内容的新思潮,其中除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外,还包括当时被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包括罗素宣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宣传的改良主义等。

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人一经确立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立即毫不调和地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

1919年8月,针对胡适鼓吹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发出了那封著名的公开信,即《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把胡适的理论驳得体无完肤。“问题”与“主义”的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一次激烈的较量,在斗争中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并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区别开来。

从1920年2月起到1921年上半年,陈独秀参加了中国早期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反对鼓吹在中国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挑起的关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论争。他在《新青年》上刊出他亲自汇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通信集,其中,他亲自写的《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和《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信中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通信集的刊出,对当时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这次大论争中,陈独秀还发表了他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做的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旗帜比较鲜明地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篇演讲中,陈独秀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这时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有贡献的。

《谈政治》这篇文章是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建党以前反对无政府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篇重要著作。它反驳了无政府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政治建设作了重要的工作。

在陈独秀的影响带动下,上海地区的共产党人也纷纷配合,一时,除了《新青年》杂志外,《共产党》月刊和《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也大量发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对此自然有所反驳,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人又据理反击,陈独秀本人即多次发表文章,包括直接致函(公开信)区声白和黄凌霜等人。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多,至1922年夏,论争另一方的代表人物黄凌霜致函(公开信)陈独秀,表示信服陈独秀的理论主张,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以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由此表明陈独秀发起的这场论战取得胜利。

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笔者得香港政府艺发局资助在港出版回忆录“往事如烟”,查阅并记录下笔者袓父容伯挺在一、二十年代的政治活动。其中有他主办的当时中国南方发行量及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广东中华新报》自1919年6月到12月登载同为留日学生,中共现称“中国南方与北方李大钊并列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宣传者杨匏安”40多篇共10余万字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马克思主一一又称科学社会主义”连载19天,祖父容伯挺社长亲自撰写序言,使该报成为中国南方第一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纸。

经过几年论战,一批在北京大学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方向,政治思想日益成熟,很快完成了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毛泽东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美]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影响和教育了一代青年。李大钊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培养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都在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共事,凭借北京大学的舞台,由北京大学而及北京,由北京而及全国,发动、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五四爱国运动。在当时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影响甚巨。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北京大学产生并成长起来了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邓中夏、高君宇、毛泽东、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张申府、张国焘等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使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初步结合起来。这样,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的牵头、张国焘等积极组织活动下,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当年在北大只是个临时工图书馆登记员,没能参加北大教授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和北大学生张国焘、罗章龙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和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其恩师北大教授杨昌济去世后,毛回湖南活动,此时以湖南代表身份出席并拉上同乡朋友何叔衡同往,结果何被与会代表指非共产主义者被退会,毛领了数十大洋(当年毛在北大图书馆月薪仅8大洋)匆匆与会后取道杭州会他的初恋情人陶斯咏去了。

共产党成立初期,陈独秀、瞿秋白时代、直到三十年代初王明博古时代,他们确实只是在上海亭子间里策划宣传政纲而“争论不休”。只是后来当孙中山走上一条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错误道路,依靠苏俄的援助建立“黄埔军校”,用武力去实现“革命理想”,先是实行“联俄容共”让共产党参加到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中来,让他们体验了武装革命,后又“清党”把他们赶出去、赶尽杀绝,让共产党痛感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势必“我为鱼肉”,从而于1927年举行八七会议把陈独秀赶下台,终止了和平竞争、议会门争的路线,转而实行“武装革命”的暴力斗争路线。从此,数千年中国历史中首次出现走西方全民普选、和平竞争的民主政治曙光被彻底消灭,中国大陆从此“有枪便是草头王”,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路军队各种武装你来我往连番厮杀,老百姓深陷战乱,苟活于炮火之中。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自然也脱离不了中国的政治现实,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一班乡村边缘小知识分子、破落家庭子弟以及彭德怀、贺龙等一大邦流氓兵痞混入党内,从此那个“在上海亭子间争论不休”的和平政党变成了一个暴戾的暴力党。适逢当时的中国只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神州大地的小农经济为这种成王败寇的暴力革命提供了适宜的士壤和广阔的舞台。其后的中国现代史大家己有目共睹了,毛泽东共产党武力夺取了全国政权(不需要再“在黑暗中排徊”了)并实行高压统治,共产党一党专制,无需“共议国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毛泽东大权独揽,一言九鼎,一拍脑门一声令下,亿万臣民赴汤蹈火,再无需“在上海亭子间里争论不休”了。可是“空想社会主义”结果如何呢?空前规模的人类社会变革大试验,数千万无辜的老百姓惨死,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倒退了几十年,人民生活陷水深火热之中,共产党自己承认“国民经济到破产边缘”。

那么,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今天还在黑暗中排徊”“我们党还在上海亭子间争论不休”,那这个“今天”就太好了,国家有福,人民有幸了!首先如果“我们今天还在黑暗中排徊”,那就是说共产党还不能靠暴力取得政权、也不能靠暴力进行统治维持政权,那么毛泽东共产党所有的胡作非为,从“土改”、“肃反镇反”、“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都不会发生,数千万人不至枉死,国家不至于贪穷落后。

其次,如果“我们党还在上海亭子间争论不休”,那就意味着中国今天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各党各派各种主义思想可以自由讨论和平竞争,中国有望“与世界接轨”走上民主政治的康庄大道,而不是现实中的今天中国大陆一党专制,没有自由,更无民主。

邓小平站在一党之私的立场上庆幸共产党出了一个毛泽东,带领一班痞子流氓土匪欺骗了中国成千上万浑浑噩噩的农民武装革命夺取政权,造就了一个士匪流氓世袭的特权社会,广大人民老百姓至今仍被剥夺自由,成了这邦土匪流氓的奴隶。这正是国家民族最不幸最可悲之处。

邓小平的“庆幸”,实在是人民的不幸!
 
参考资料:

[1]《发起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启事》,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

[2]《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中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在去年十月产生时”。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3]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5页说,“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

[4]参见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节录),《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5]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册,第108页。

[6]张国焘,1916年入北大理预科学习,1919年至1922年在北大转读哲学。邓中夏,1917年入北大国文门学习,1920年转人哲学系学习,1923年毕亚。罗章龙,1918年入北大法预科学习,后转入文预科,又升入经济系学习,1924年毕业。刘仁静,1918年至1920年在北大理预科学习,1920年至1923年升入哲学系学习,1923至1925年又转入英文系学习。高君宇,1916年入北大理预科学习,1919年升入地质系学习,1922年毕业。何孟雄,1919年入北大政治系学习,1925年离开北大。缪伯英,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结识何孟雄,加入北大“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秋写何孟雄结婚。范鸿劼,1918年入北大法预科,1920年升入经济系学习,1925年毕业。李又骏,1918年入北大理预科,1920年升入化学系学习,1922年又转入英文系学习,1926年毕业。后叛变。张太雷1915年秋考入北大法预科,学习半年。1920年3月,北大“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张太雷加入,是通讯会员。参见中共北京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综述》,《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18页。

[10]汤庭芬:《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11]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71年),《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35页。

[12]黄凌霜,五四时期北大外文系学生。区声白,192。年北大哲学系毕业。朱谦之,1917年北大哲学门学习。陈德荣,1918年入北大哲学门学习,是旁听生。张伯根,1927年北大哲学系毕业。陈友琴,1925年北大经济系毕业。

[13]魏建功,1919年入北大文预科学习,1921年升入中文系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倾向进步,曾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脱离。语言学家。

[14]参阅《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第2号至第17号各期内容。

[1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06页。

[16]《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13页。

[1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07,108页。

作者:李大立,《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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