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一統與中國文明的困境



梁京

郭文貴的爆料對中國當權者的道德權威帶來了空前衝擊,令反體制的力量頗受鼓舞,但是,在習近平力挺王歧山的態度越來越明朗、尤其是在“四個不惜代價”的講話傳出之後,對中國未來悲觀的浪潮迅速湧現。為什麼中共十九大還未開,就有這麼多人相信習王聯盟必勝,相信習近平的倒行逆施不會遇到有效抵制,而中國將因此進入一個漫長的寒冬或“黑暗時代”?

在我看來,這種悲觀思潮背後雖然有直覺的支持,但悲觀者們並沒有講出令人信服的道理。事實上,不少今天的悲觀者曾經相信,中共多行不義必自斃,徹底腐敗的結果一定是垮台,也有不少自由主義者相信,經濟市場化和國際化,會逼著中共走向憲政民主。那麼,為什麼中國今天的形勢發展會讓他們的信念發生動搖呢?有一種答案,就是人類進步是曲折的,有高潮也會有低潮。但這種簡單化的答案並不能揭示中國危機的真正原因。

中國今天面臨的嚴峻現實是,經濟和國家實力雖然強大了,但政治敗壞卻越演越烈,難以自拔。雖然不斷有精英和民眾奮力抗爭,但整個社會,從頂層到底層,精神和道德的沉淪不可遏止,道德資源幾近耗竭。有正義感的人越來越感到有心無力。權貴和巨富階層雖然享受過一段紙醉金迷的“好日子”,但自從習近平大力反腐以來,不少人已大禍臨頭,甚至家破人亡,更多人則生活在與日俱增的恐懼中。統治者和官僚階層的日子也不好過,疲於應付來自內部權鬥和社會不穩的危機,更糟的是,誰都看不到形勢好轉的希望。整個中國好像陷入一個深不可測的泥沼,越掙扎反而陷的越深。

中國傳統的思維是,否極泰來,只要事情壞到了頭,就會有轉機。而歷史證明,正是這種思維方式,促成了治亂循環和改朝換代過程的慘劇,而今天,這種思維方式則繼續束縛著中國人的想像力。

中國危機最深層的文化原因就是對政治大一統執迷不悟。從主流的權力和文化精英到普通民眾,都不能想像中國有可能建立一種多元自治的政治秩序。而自六四以來中國的經驗又一次證明,只要堅持政治集權,就不可能不導致政治的惡質化,導致社會向上流動的逆向淘汰,從而導致整個社會道德的敗壞。面對日益深重的危機,習近平以更加不受約束的個人集權來“立規矩”,幾年下來,中國的危機反而更嚴重了。郭文貴現像雖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他的爆料之所以能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就在於大家都從這個事件中看到了習近平反腐失敗的事實,看到了“立規矩”不成功的事實。

在中共政權的道德權威和正當性面臨空前危機的時刻,中國的反體制力量,包括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也陷入空前的悲觀,這個現像凸顯了中國文明在今天的困境。雖然中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這兩個關鍵的現代化進程,卻發現自己找不到足夠的道德資源和社會力量來建立一個文明的政治和法治秩序。不僅如此,香港的自治和法治正在被“大一統”顛覆,而台灣的民主則面臨著被武力“統一”毀掉的威脅。果真如此,所有中國人都會成為輸家。或許只有在現代條件下再經歷一次“自伐”的經驗,才能促使足夠多的中國人從“政治大一統”的迷戀中醒悟過來,走出中國文明的困境。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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