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安保待遇

 

冯正虎 来稿

 

2017年8月14日下午4点多,我在上海家中。国保陆巍峰派守卫我的张警官上门通知,请我下楼,国保要找我谈话。我们在小区内的居委会的会议室里谈话,陆巍峰奉上级指示急匆匆地赶来劝阻我不要去北京。

陆询问我:“据上级来的消息,你要去北京,是吗?”

我回答:“你们怎么知道我要去北京?我车票还没有买,还没有确定下来何时去,不过这两天是要去北京一次,因为起诉北京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的期限截至8月17日。”

陆说:“十九大会议之前不要去北京。你即使有事去北京,应该与我们事先沟通一下,免得我们很被动。有人报告你要去北京,上面问下来,我们还不知道。”

我说:“我想的很简单,因诉讼之事非得要本人去北京法院立案。否则,这么炎热的天,谁喜欢去北京?十九大还不知什么时候召开,还早了,总不能影响我们去北京办事吧?再说,十九大会议与我们小老百姓有啥关系,我又不是去当中央委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

后来杨浦区公安局国保处蔡处长也赶过来劝阻,有威胁的话,也有友好的话,不过我也听惯了,十年来与国保打交道,他们已换了几批人,但套路不改,翻来翻去也就是那么几句,中心意思就是不配合要受惩罚的,国保有特权,可以不讲法不讲理。

不过,我还得与他们讲法讲理,尽量说明:我去北京办好事就回沪,你们陪同也可以,不会影响北京的会议。他们理解我,还是没有用的,要等他们的领导决定。

我们谈话结束后,我按他们的要求将《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图片发到陆巍峰的微信上,让他们向有关领导说明我这次去北京的事由。晚上,陆来电话:“领导还是不同意你现在去北京,最近北京有三个会议,等过一些日子后再去北京,你先将诉状寄给北京法院吧。”

我说:“好吧,就暂时不去北京。明天寄出诉状,不让诉讼期限超过,以后再去北京法院立案。”与国保打交道久了,彼此的处理方法都了解,不是原则问题的,我都可以让步,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我真的搞不清这几天北京在开什么会议。在网上查到一个会议: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安全领袖峰会于8月15-16日在京举办。还有二个什么会议?是否北戴河会议还没有结束?北京会议多,敏感日子也多,开一个会议,要搞的全国上上下下的人神经兮兮的,这个日子也实在难过,劳民伤财。

我的个性一诺千金,既然已答应国保这些日子暂时不去北京就不会去北京。但是,中国社会的官民对立、互不信任已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那些领导人为了头上的乌纱帽总是草木皆兵、怀疑一切。万一我去了北京,上海各级领导是否要掉乌纱帽?即使基层国保相信我的承诺,上面领导还是不放心的,对我的安保措施肯定会加强。

第二天果然如此。上午我出门去邮局寄信,警察请我乘他们的警车,送我去复旦大学邮局。第三天上午,我与妻子去菜场买菜,警车送我们去运光新村菜场,并有一位警察陪同我们买菜,这个菜场很大,离我家较远。五角场派出所又为维稳工作做贡献,增派一辆警车、一名驾驶警车的警察与多名协警。警察与我相处和谐,他们很客气地说:“冯老师,这几天这辆警车归你使用,你到哪里去,就乘警车吧,我们为你服务。”

我原来的安保待遇已很高。有一支常备的卫队,接受公安局国保部门的直接领导,过去人数很多,中共十八大后卫队的人数缩减了,目前还剩三个警察,五个保安(八个保安的工资由五人分享),每月财政开支不小,24小时轮班。有多个高清夜视探头监视冯正虎的门前窗前。冯正虎的电话手机都被监控。最近几天又增添一辆警车及几位随车人员。

我的安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出行也方便,警车肯定比一般领导的专车好使。过去我还想不通,不愿享受安全、便利的安保待遇,认为没有自由了,其实体制内的领导人物与我一样都是没有个人自由的。我想,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同志的安保待遇也只不过如此吧。我是一介草民,仅在江湖上有点名气而已,根本无法与体制内的高官相比,实在不好意思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安保待遇。

今天我陪妻子去医院体检,也有警察护送。

2017年8月17日

001

冯正虎专用的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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