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由遭遇一丝微风

1883年,正是英帝国如日中天之时。2月28日,印度加尔各答市政厅门前,几千人包围了殖民政府,激愤地抗议:“那些人怎么可能成为公正的法官?!他们可能对异族作出公正的判决吗?绝不可能!……”

不,这不是印度人在抗议英国殖民者,而是英国人在抗议本国总督。此前,新上任的英国总督里彭决定进行一项改革,允许印度人在审判英国人的法庭中担任法官。对于习惯了种族特权的英国人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有了这场“白人的叛乱”。

这是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帝国》一书中的一个片段,在我看来也是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片段。

弗格森写的英帝国史是一部“修正主义”历史。在当代语言体系中,有些词汇会引起我们本能式的反感,比如种族隔离、纳粹、殖民主义。而弗格森的《帝国》,则大约会使读者再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这个词时,激愤的程度略有降温。说他试图捍卫殖民主义当然不公平——这本书完全没有讳言英国19世纪70年代对印度饥荒的漠然、1865年在牙买加莫兰特贝对民众的镇压、1898年在苏丹乌姆杜尔曼的过度杀戮、1899年布尔战争中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但是他试图引领读者去思考那个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另一方面”。

英帝国不同于其他帝国的特点在于,每当英国人对他国实施暴行时,英国内部总有激烈的批评声响起。在英帝国这个猛虎向世界扑去的时候,它从来没有试图杀死在自己耳旁嗡嗡作响的“苍蝇”,直到猛虎蜕变成了家猫,而苍蝇在嗡嗡声中变成了老鹰。

18世纪80年代英国刚接管孟加拉地区,一场饥荒夺去了500万人的生命。1788年英国总督黑斯廷受审就与此有关。写下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感言》的英国政治家伯克在审判中疾呼:“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弹劾他,因为他践踏了他们的权利,将他们的国家变成了废墟。”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更是“英奸”辈出:潘恩就不用说了,辉格党领袖查尔斯·福克斯为表达对美军的同情,身着华盛顿爱国军的褐色和蓝色出现在议会里。

1787年,商人韦奇伍德开始批量制作一种徽章,白底上一个黑人,底下一行字:“难道我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兄弟吗?”此时英国介入黑奴贩卖已一个世纪,但到18世纪末,良知的声音已风起云涌,光曼彻斯特就有11000人签署了废奴请愿书。在“群众运动”面前,英国第一个废除了贩奴(1807年)和奴隶制(1833年)。

1899年-1902年的布尔战争永远改变了英国政治。为报复顽抗的南非布尔人,英军不但对其烧杀劫掠,而且使用了残酷的集中营制度,近2.8万名布尔人在集中营中死去。得知此事后,英国自由派政治家霍布豪斯成立“南非妇女儿童救济基金”,并迫使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不但刹住了集中营的惨状,而且在英国内部掀起了“反帝”的左翼政治浪潮,1906年自由党就是通过反帝纲领取得了对保守党的压倒性胜利。

可以说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它挥舞着拳头打天下,但是在帝国的腹地却宽容对政府的自由批评。然而,言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之母,当一个帝国欲称霸世界却无法割舍言论自由时,它实际已经为自己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英帝国的衰落也许有100个原因,但是暴力和宽容、强制和自由之间的悖论肯定是这100个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矛盾使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帝国:你不可能一边宣扬天赋人权,一边心安理得地铐住黑人送到加勒比海的甘蔗地。我们知道,自由的性质类似于火苗,借助一点点风力,它就可能无边蔓延。从斯密到伯克,从韦奇伍德到霍布豪斯,这些煽风点火者的努力,让英帝国的一点点自由蔓延成了更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自由乃至势不可挡的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英帝国是被打垮的,不如说是自我解构的。与罗马、蒙古、德意志、日本等帝国的“斩钉截铁”相比,英帝国从来就具有一种犹疑和散漫的气质——历史学家约翰·西利曾这样描述英帝国的兴起:“我们似乎一不留神就征服了半个世界”。英帝国是否“一不留神”就兴起了当然可以争论,但它肯定不是“一不留神”衰落的,当一个政权的话语构成对其行为的嘲讽时,其权力的衰竭就隐藏在逻辑的坍塌里。

作者:刘瑜,《思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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