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是谁,为何应被后人铭记?-友人谈谈刘晓波(二)

民间描绘刘晓波先生和他的妻子刘霞女士的艺术图片DR网络图片

【法广特别节目】 : 根据中国官方消息, 61岁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大陆著名社会活动家、知识分子刘晓波先生,因病于7月13号在其接受“保外就医”的沈阳医院逝世。刘晓波先生不幸离世的消息,也立即引来了来自于他生前好友和全世界各界人士,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哀悼。为此法广也再一次请来了部分刘晓波先生生前的朋友、同事和一直关注中国人权进展的一些代表人物,来为您介绍一个他们所认知的刘晓波,以及他们对其不幸去世这一噩耗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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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美国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奎德博士在谈到,他和刘晓波先生自1980年代就开始的交往时表示:“我和刘晓波先生基本上有三重缘分。1988年我在上海主编《思想家》杂志,当时刘晓波在文学批评界因为他关于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批评而已经出了名。他在我的《思想家》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论理性精神》的文章,后来我就出国了。但我知道中间“八九六四”事件就爆发了,这之间我和他主要还是有些电话上的联系。

 

我和他主要是后来在2002年到2008年之间的联系非常之多,因为我当时在海外主编《观察杂志》。刘晓波已经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了,他基本上像是我的专栏作家每周都要写一篇文章(给我的杂志),跟我有非常频繁的联系。他每天都是在我们这里下午的3,4点钟,中国的凌晨打电话过来和我谈关于很多方面的事情,例如他的稿件、他的想法和他对中国目前现状的评论等等,这段时间我们的交往特别的多。当然《零八宪章》是我帮他们做所有海外联系的签名,后来刘晓波先生就入狱了。

 

个人上,他基本上是个工作狂为整个中国的事业,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电话来的时候差不多都是我们这里下午3,4点或4,5点钟。中国凌晨的时候他都还没有睡觉,在写文章或者是在考虑问题。他奉献精神非常大,虽然大家知道他和刘霞的感情是非常令人可歌可泣的,但是就是在这样条件之下,实际上他们整个的家庭生活都是被刘晓波这种不舍昼夜的工作所打乱的。但他们的感情联系还是非常深重的。他是一个完全献身于自己所从事、向往和思考过的事业的人。”

 

作为曾经的同事,侨居瑞典的独立撰稿人、编辑、翻译和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张裕博士在谈到他和刘晓波先生的联系时也提到:“我和刘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在2003年开会之前大概就才结识,原来不熟悉。准确的说他对我不熟悉,但我对他当然熟悉,他是很有名的人。然后我参加笔会在2004年就接任了狱中委员会的工作,而刘晓波在2003年当选了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的第一任会长,之前叫主席是刘宾雁先生出任。之后我们的狱中工作委员会就在他会长的直接领导下了,他最关注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就和他联系比较多。后来到独立中文笔会改选的时候,原来的笔会前任秘书长因为工作太忙就辞职了,然后刘晓波就找我接任了秘书长的位置。因此,由于我负责笔会的工作和作为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协调人,这样我跟他联系就更多了,也就比较熟悉了。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一直维持到2008年他因为《零八宪章》被抓走了。”

 

法广:通过交往在您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裕:“我原来对他不了解,在参加笔会跟他接触以前只看到过有些媒体对他的报道。我早期对他印象还是很深的,因为他曾说过的话很激烈,例如“300年殖民地”的问题,他还批评过过去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等。在1989年以后他回国了,那时候让我对他非常佩服。但是他坐牢以后认了罪,我们有英雄情结就觉得他软弱了一点。这是1989年六四后他坐牢的时候,别人可能也听说过。他本来是可以出国的,但他还是在六月四号清晨说服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下来避免了牺牲,在这点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之后他马上就被抓起来了关了一年多,到审判时(当局)说他因为有立功表现,主要就是他劝了学生撤退避免了大伤亡,然后另外也认了罪。官方就没给予他刑事处分但定了罪,好象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之类的罪名。刘晓波之后还批评了“八九民运”,这样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原来对他的印象就不太好了。”

 

法广:通过您和他的接触,您对他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样的印象?

 

张裕:“其实这种改变是非常大的。我原来对他印象不好。他曾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过一篇反省和批评“八九民运”的文章。我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后来在台湾《中央日报》上转载过篇幅很长,占了大半版去反驳他的文章内容,对他的批评非常严重。而对他的印象从那个时候就更不好了。后来我参加笔会后,通过跟他接触我觉得这个人相当不错。其实我在“八九”以后,介入了很多海外民运不同的团体工作,跟那些民运领导人都打过交道,但是我跟刘晓波工作一段时间后,觉得他为人方面相当的不错,气量非常大。

 

我这个人是喜欢批评,实际上在国内的时候,诸如我的上司之类的我都敢对他们做出批评,在海外更不用说了。所以我经常跟刘晓波在事情上持有不同的意见,有时候说话很重,扣帽子都有的。但是他还非常宽容,并能够接受跟我一起工作。我这现在已经都六十多岁了,接触的人很多。不管过去人家说他只是好名怎么样,但是我没有感觉。我感觉他确实人格很高尚。我后来被他感动了,原来根本不愿意在笔会工作,因为我自己是搞研究的,根本不是从事作家这一行的,是搞化学的。所以看到他那么好,我说只要他愿意把笔会会长当下去,他让我当秘书长我就给他干活就行了。

 

而且他原来没有搞过团体工作,没有多少经验。但是他学得很快。确实(他的去世)我们觉得非常可惜,他也是个领袖人物的料子,不是说做政治领袖而是出任非政府团体、民间组织和民主团体的负责人是非常合适的。他也相当有原则,因为对大家宽容有时候就难免产生些误会,觉得他支持某一个人,做的事不好都算在他身上了,他也不解释。所以我准备是写一个东西,他们也叫我要把他的好的(写出来)。因为刘晓波原来争议很大的时候,对他有很多污蔑性的东西。过去实际上有些人批评他,我也写过反驳的文章,所以我是准备为他澄清一些事情的。”

 

在上世纪90年代曾与刘晓波先生有过交识的中国著名民主政治活动家魏京生先生还补充说道:“我们曾经在北京的时候认识, 在朋友家一起谈过话。我1993年在中国有半年的被假释时间,后来又抓了起来。我在被抓起来之前和有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时,其中包括刘晓波在内。我觉得刘晓波对民主自由还是有很深刻向往,有比较坚定的态度。当然他自己和我见面时承认,他说我的骨头是没有你硬,我一进公安局就要向对方妥协,这是没有办法。他说我是扛不住,这是一个他的特点。但是他坚持民主的想法好像一直没有改变。我想他一生中最应该被记住的是他对专制独裁的批评和痛斥。当然有一些时候他可能有一些软弱的行为大家也会记住。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在一生中,有正面的事情也有负面的事情,这个都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我们应该记住他的好处,不应该总是去议论他的坏处。”

 

法广:刘晓波先生这次不幸过世的事情,您对此有什么反应?

 

魏京生:“我想这件事情很可能是中共的一种阴谋。因为中共利用疾病和自然界来杀人是有历史的。不光是对异议人士,对他们自己内部的反对派或者不喜欢的人,他们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段。比如说我母亲病重的时候,我在肿瘤医院听那些医生就悄悄地跟我讲过,陈毅元帅当年死于癌症也是事先在别的医院把癌症拖到快死了,才送到肿瘤医院要他们去诊治。肿瘤医院的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只能等死了,但是不行要把所有手续做全了,记录的非常整齐让别人以后挑不出毛病来然后再让他死。刘晓波先生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事先把他拖到快死了,然后再到了一家比较好的医院让医生记录下所有的治疗的手续,然后你们大家无话可说,这是中共一贯的贯伎。”

 

陈奎德:在中国追求自由非常艰难的事业当中,他起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中枢作用

 

陈奎德先生则说道:“我想作为一个朋友非常的悲痛这是无所质疑的。这么快得到他关于肝癌晚期的消息还不到三个礼拜就去世了。当然和苏晓康先生座谈刘晓波的事情,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我也非常赞同,这次实际上是中共当局公开的向全世界秀,展现出对刘晓波在医院中执行他们的死刑判决。 这样一种非常惨然,非常暴虐的手段来想警示 中国争取民主的人士,警示中国的大众。而且我想刘晓波先生的去世必然使他会成为中国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这种特别鲜明,特别撼动人心的当代中国殉难者的形象会成为一面旗帜,鼓舞中国人。虽然中国人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但刘晓波把他的身心献出来,引领中国人在黑暗中间向前走。他是替代中国受难,为中国的知识阶层赎罪,这样一个道义形象。我相信他对中国精神上的影响是长远的。”

 

法广:您认为在他的一生中,最应该被后人记住的是什么?

 

陈奎德:“我想他可能最能够被人所记住的是,在中国追求自由的这样一个前赴后继非常艰难的事业当中,他起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中枢作用。不光是他在思想上,写得文章在做而言方面,同时他是起而行的。他有行动来支持和推动中国的自由事业,为此甚至献出了他自己的全部生命。在中国的自由转型,向现代社会转型,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间,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们永远会记住的标杆式人物。他曾有非常多的行动,特别是在中国这么严酷高压下,这样一个社会,他不光是写东西在国内发不出声音还要在国外发表,同时他还在国内做了这么多组织性的工作,包括独立中文笔会在国内的几次集会,在非常危险的状况下都是由他来组织的。还有他对天安门母亲的支持等等,我想他的这种行动时一般很多书生,像我们这种书生都不可能做或做不出来的,或做不到他这么好的。

 

这是他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你要知道他过去是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文学批评家这样一个身份,在他年轻的时候过去曾非常狂傲。他曾是不屑于做很多这种琐碎的事情,不屑于做一些组织性的工作,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等等。但是他后来尤其是经历了天安门事件以后,他人格上完全从尼采式的狂人,走向了一种像基督式谦卑的一种胸怀。而且他还能够放下身价,跟中国各个阶层的人接触所以他成为在中国建立民间社会和公民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粘合剂,使得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某一段时间开始有了一个凝聚的中心。”

 

张裕:刘晓波去世了,但后人还是可以继承他的遗产-和平非暴力的理念

 

张裕先生同时还提到:“我觉得他有名的名言,我没有敌人。我自己实际上原来是不认同这一点,我不能说我没有敌人,我也没有想过这一个问题。但是后来看他坚持这样说,我就领会到像这种胸怀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遗产,很多人因为他现在去世了,就觉得以他自己被害死了就真证明他的理念不对,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对不对,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他的理念没有实现,过去叫壮志未捷身先死。但是后人还是可以继承他的遗产和平非暴力理念,这个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行得通,不能相信中国真的有什么特色,全世界的普世价值在中国就失效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已经在他的影响下提高到一种境界了,就是说其实也找不到具体人,其实从私人的角度你去恨谁?而且这也没有什么效果,主要的效果还是你要改变一个制度,所以制度最主要,不在个人。”

 

法广:最后关于他不幸的去世和他家人目前的情况您有什么补充的吗?

 

张裕:“其实我很理解,他原来是不打算出来的,这个我们过去也谈过。他说要到中国民主后再出国,就是当局让他出国,但不让他回去刘晓波也不会选择出国。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他坐牢的时候是很苦的,最后忍不住就对刘晓波说了(她和家人的遭遇)。所以刘晓波这次临死之前表示要出来,实际上完全是为了照顾刘霞,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不管他去世还是不去世,还是能再活两天,所以刘晓波答应出国,他在这点上也是相当不错的。中国过去宣传英雄的时候好像就是家庭、个人这些私情就不要了。刘晓波实际上之所以在人的性格上改变很大就是因为他跟刘霞的爱情。他可以为爱情牺牲,包括自己的名誉,坚持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他的这一点也是非常可贵的,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帮他努力,让刘霞和他的弟弟出来。”

 

魏京生:刘晓波的家人应能享受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

 

魏京生先生也表示:“我希望(当局)对刘晓波的家人给予更宽大的待遇,让他们能够自由选择到国外生活,还是在中国生活。而且不要对他们的家属进行迫害。我觉得刘晓波先生去世的事件,西方的政府也有一定的责任,就是对营救刘晓波工作不力。而且西方的政府应该很早的就发现这些问题和提出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是在他临死之前发了一些简单的呼吁,而没有就此对中国进行强大的压力。我想这是没能及时挽救刘晓波生命的一个责任,虽然不是很严厉的批评,但是这也应该加以批评。”

 

法广RFI 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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