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顯示的路徑依賴-觀烏克蘭電視劇《人民公僕》有感(2)

根據郭文貴名言製作的文化衫(維權網圖片 )
根據郭文貴名言製作的文化衫(維權網圖片 )

編者按:這是何清漣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

這部輕喜劇《人民公僕》有兩個小高潮,一個出現在16集,另一個出現在結尾,雖然都是喜劇表達,但仔細思考卻很沉重。

人是文化的沉澱

針對基礎設施部的嚴重腐敗,女記者亞娜在新聞發布會上質問總統瓦西里:“我們覺得你當選之後變了,變得賊頭賊腦、油嘴滑舌,……”

總統瓦西里被觸動心事,心潮起伏之下發表了一場演講,談的是烏克蘭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在我看來,這場演講是面鏡子,中國人可以從中看到自己的映像與影子:

“我們天生是正直的烏克蘭人,我們生在這裡,是我們的命運。無論是我們,我們的父母,還是我們的祖先都是這樣。我可以保證,我們不是天生這樣。

我們出生的時候,是一個小小的、胖胖的、臉蛋紅撲撲的、7斤沉的小孩。這麼一個小孩,怎麼就變成一個一百多斤的油嘴滑舌的傢伙了呢?發生了什麼,我給你解釋。這是我們自己的錯,亞娜,就是你我這些人,我們所有人的錯。

從婦產科醫院的時候就開始了。孩子出生的時候,我們得塞錢,一定要塞錢,要給醫生塞紅包。要是不給錢,就別想見孩子。之後我們將孩子帶回家,這時候,這個孩子還是個正直的烏克蘭人。

等他開始記事兒的時候,他就變了。首先,他看到的是爸爸。爸爸坐在那裡看電視,邊看邊說:'都是這群蠢貨的錯。這群畜生,垃圾政客。'邊說邊數著手中那昨天去參加遊行掙來的200格里夫納。而參加這場遊行支持的正是電視上那群蠢貨和議員們,'沒什麼,這個遊行爸爸不去,也會有別人去。爸爸就去了,這些錢為啥要讓別人掙,而不是我去掙呢?'

孩子就把這句話記住了。我們這個正直的烏克蘭人,就一點一點地變成了和自己爸爸一樣的人。你們覺得他還有一點良知沒丟掉嗎?並不是,全都丟了。他叔叔在外國人簽證科工作,嬸嬸在技術情報局工作,大家都要把這個孩子的生活安頓好,該怎麼做?送他到學費高昂的學校去,是特別貴特別貴的學校。孩子中學畢業了,一家人去第伯聶河度假。這個孩子的成績很不錯,肯定全是優啊,大家一起吃烤肉,一起喝白蘭地。簡直美味,垃圾怎麼辦?垃圾有人收拾,我們就興高采烈地進了大學,一家人幫著一起做決定。大學畢業了,我們去哪兒啊?再去第伯聶河。怎麼這麼髒啊?怎麼到處都是垃圾。這兒立著牌子:禁止倒垃圾,'誰在這兒倒垃圾?為啥人們不知道把垃圾帶走呢?'然後心情大好地開著自己的本田,那輛作為大學畢業禮物的本田。

我們這個良知丟了一半的烏克蘭人,在凌晨的基輔,在沒有路的基輔狂飚。他修定會影響到這個時間睡覺的人們,吵到剛下班回家的人,或者一個打了兩份工、疲憊不堪的母親,她餵過自己的孩子,剛剛把他哄睡著,而我們的主角,未來並不遙遠,等他20-25歲的時候就能成為議員,這個正直的烏克蘭人會成為一個完完全全、徹徹底底的混帳,他的生活會很幸福,真的,他的子女會去瑞士讀書,不會在國內讀,為的是為那些混帳,他也不會去第伯聶河度假了,他已經在那折騰過。他可以去馬爾代夫,為的也是遠離那些混帳們,在倫敦給自己買個房,為的也是離混帳們遠一點,離這些都遠遠的,和他無關。這就是我們烏克蘭人,謎一樣的內心。”

演講中提到的烏克蘭人,不是指一個特定的階層,而是包括上中層與底層烏克蘭人在內。中學畢業後的烏克蘭人則主要指代上中層,因為只有他們有機會出國留學、進入政界。上述情形,中國人會覺得很熟悉,從嬰兒出生開始要給醫生送紅包,直至大學畢業找工作,人生的每個環節,大多中國人都會經歷。泱泱中華,與烏克蘭歷史上很少交集,民族傳統文化的差別,就與黃河與第伯聶河的差別一樣。那麼兩個國家的國民性會如此相像?只有一個解釋,烏克蘭被俄羅斯這個巨人綁在一起,有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將近80年的歷史;中共統治下的社會主義歷史也長達70年左右。社會主義的全面壟斷(政治、經濟與文化)體制養成了特權階級,有機會享受特權是人生榮耀與幸福的保證。社會主義公有製更是養成了這種毛病:人人都將公共財視為私財,有權者先得多得,無權者後得少得,但有便宜不佔,人們就心裡難過。

當然,人是文化的沉澱,正如製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所指出的那樣,決定一個國家現狀因素有多種,但不可忽視的是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慣性。烏克蘭人與中國人還是有差別的,因為烏克蘭人到底屬於斯拉夫民族,政治幽默感遠比中國人強,不像阿Q那樣忌光諱亮,在揭露上層腐敗及德行喪盡的同時,對底層民眾的貪婪猥瑣也多所揭露諷刺,但這種揭露諷刺決不是趙本山式的,看過之後,多少心裡會有點沉重。

反腐良方的探討永遠在路上

聽了總統這番推心置腹的話,人民似乎有所觸動。但在後續的幾集裡,並未改變行為方式,一切照舊。於是總統還是非常辛苦地在“三條大鯨魚”與總理的腐敗同盟下周旋,這種周旋到了尾聲時,進入戲劇化的高潮。

某家電視台邀請總統與外交部長,以及總理、議會多數黨領袖同台辯論反腐敗問題。嘉賓們縱論世界古今歷史上的反腐經驗,因為是喜劇,編劇就發揮想像,讓劇中人物談了以下幾種途徑:

一是用極刑威懾,比如死刑與死後的羞辱。古代波斯國王岡比西斯二世(CambysesⅡ,前529~前522在位)因手下的法官腐敗,一怒之下殺了法官,將他的皮剝下來做成座椅,賜給法官的繼任者——法官的兒子,讓他坐在這張可怕的人皮座椅上辦案,以其父親為誡,不敢再行腐敗之事——筆者不研究古波斯歷史,這故事的真實性留待史家考證,但中國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將貪官剝皮實草,掛在縣衙門前示眾之事,卻史有明載。

這種極刑,當然遭到總統、議會多數黨領袖與總理的共同反對。劇中有個小小的插曲,談到對腐敗官員判死刑時,列舉了中國一次槍斃了二萬腐敗官員的“成績”,這當然是編劇的杜撰,因為中共近10多年以來,對貪官極少處以極刑。

二是羞辱刑。劇中談到捷克實行了社會譴責制度,凡發現貪官,懲治的辦法是讓貪官開放自家的豪華居所,讓人參觀。眾目睽睽之下,貪官一家人再也沒有任何隱私,無論是吃飯還是休息,參觀者可任意進入,指指點點,辱罵羞辱——捷克是否有這種刑罰,需要熟悉捷克的人證實。

三是罰沒財產,並輔以坐牢。這種方式全世界通用,中國目前以這一種懲罰為主。反腐成果展覽之類,中國倒是舉辦過,但不是劇中捷克那種,而是開個展覽會,貪官及家人不需要在現場受辱。

上述三種刑罰,實際上是現階段懲治腐敗的三種形式,其中,對腐敗者處以死刑受到越來越多的反對。2013年1月,在廣東省人大代表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處長陳偉提出引進新加坡“鞭刑”的建議,認為只有這種刑罰才能起到“震懾犯罪分子”的作用,並表示他將在當年的全國“兩會”上提出這一提案。當時國內輿論大多認為,陳偉提出的“鞭刑”,屬於已經被絕大多數國家所唾棄的酷刑(或稱肉刑)。《人民公僕》的編劇身處比中國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烏克蘭,當然也只能讓瓦西里在與伊凡雷帝對話中表態:施加各種酷刑後處死於現代文明不適用,希望用民主的方式來解決腐敗問題。

烏克蘭的現狀是中國的一面鏡子

在電視台安排的那場有關腐敗問題的現場辯論中,主持人問瓦西里:“人類社會中腐敗現象存在了幾千年,在你之前,歷任烏克蘭總統也腐敗。你為什麼認為只有自己能夠反腐敗?”那位與“三條大鯨魚”勾結在一起、極為腐敗的烏克蘭總理也質問總統瓦西里:“逮捕貪官,沒收財產,然後再槍斃他們,把他們搶走的東西再搶回來。我不明白,你到底想發動人民做什麼?”這場景讓我想起郭文貴在9·24發“不”會上宣布的第一條:“中國十九大必須法治國,必須給過去這幾年冤枉的人和冤枉的家人一個公平的結果,包括郭文貴。包括這些人的資產,非法扣留資產,非法沒收資產,非法轉移的資產,該沒收的沒收,是歸國家,該歸還給個人的歸還給個人。就是實現郭七條,平反冤案,還回合法資產。”

這部劇好比一面鏡子,中國人可以在裡面看到自己的形象。只是要注意烏克蘭有一項排名比中國靠前,即新聞自由度。據記者無疆界發布的2017年度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報告(Press Freedom Index),在全球180個國家當中,烏克蘭的新聞自由度排名102位,雖然欠佳,但尚有新聞自由;中國倒數第五,屬於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度。在一個腐敗國家,有無自由媒體,決定這個國家的人對腐敗的危害認知程度。至少,烏克蘭人還只能將腐敗當作能力、而不能當成美德來歌頌,而看海外不少中文媒體自今年3月“郭氏推特革命”以來的表現,我則有這種擔心。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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