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为什么支持文言文?

中小学生的国文课本中,文言文究竟应当占多大的比例?关于这场发生在台湾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争论,彼岸的共产党终于不愿作壁上观,忍不住出面指手画脚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有股势力一直处心积虑地在课纲、教材等问题上来做手脚,遭到台湾社会各界强烈反对,他们曾多次提醒,“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根和魂、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有趣的是,安峰山最后搬出了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记》,痛批“这些动作就是要‘灭其文’、‘灭其史’”,最终要磨灭“深刻在台湾社会、特别是台湾年轻人心中的”中华文化的痕迹,让台湾的年轻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中共当局一贯的做法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人家明明在讨论文化和教育的问题,焦点是如何减轻学生的负担;共产党却偏偏要将所有问题都“泛政治化”,并摆出一副文言文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捍卫者的姿态来。

然而,这位看上去受过高等教育的发言人,根本就没有读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谓“桃花源”,其实是陶渊明个人想象出来的一个躲避专制政权、自食其力、自由生活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们不必道路以目,也不必风声鹤唳,不会像嵇康那样被心胸狭窄的皇帝送上刑场处死,也不会像阮籍那样靠终日醉酒发疯来保全首级。桃花源中的居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陶渊明用肯定、赞扬、羡慕的口吻来描述这种“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生活状况,丝毫没有否定、嘲讽或贬斥的意味。安峰山这个忠心耿耿的奴才,又怎么能体味陶渊明所描述的自由人的快乐和幸福呢?

如果陶渊明有幸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早就因为写下《桃花源记》这样的“腹诽之作”而“被刘晓波”、“被李明哲”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何其富强、何其民主、何其法治、何其平等的“和谐社会”,却偏偏要去幻想一个外在于“动物农庄”的桃花源,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又是什么呢?

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就算人人都会背诵《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古文观止》,就能算是文明国家吗?中国山东男子王江峰仅仅在网路上说了“习包子”一词,就遭法院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更为奇妙的是,为王江峰辩护的维权律师祝圣武,仅仅是在个人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上发布在法庭上不允许宣读的辩护词,就被当局认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下令吊销其律师执照。紧接着,山东省律师协会官网发表会长苏波的声明,力挺山东省司法厅的决定,声明中谴责祝圣武“拒不悔改、失去了组织上挽救他的机会”。

那么,祝圣武的辩护词中究竟有那些文字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呢?祝圣武如是说:“中国不是君主制国家,不存在如同泰国、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君主形象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中国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马列主义不是宗教,党国领导人不是哈里发,因而也不存在亵渎宗教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世俗的国家。中国宪法上写着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共和。世俗国家,国家领导人属于公众人物。按照现代国家的基本理念,政治公众人物,对于老百姓的批评和非议,理当有忍受的义务,对于老百姓的谩骂,理当有更高的忍受义务。”原来如此,祝圣武一不小心说出了中国的真相:中国就是君主制国家、就是政教合一的国家!

安峰山与其“吃饱了饭没有事干”(习近平访问南美时谴责西方干涉中国内时的名言)、跨海关心台湾学生学习多少篇古文,不如去关心王江峰和祝圣武被剥夺的言论自由。安峰山口口声声称颂“中华文化”和“老祖宗”是如何伟大、如何荣耀、如何高山仰止、如何光芒四射,偏偏忘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致力于打击、摧残、毁灭中华传统文化的,正是他为之效忠、为之服务的中共政权。当年,毛泽东掀起的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其本质是党内残酷的权力斗争,而中国传统文化不幸成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牺牲品,多少珍本古书和字画遭到焚烧,多少古代建筑和艺术品遭到砸毁,就连曲阜的孔庙和孔陵也差不多被疯狂的红卫兵夷为平地。年轻的安峰山应当好好学习一下文革史,毛泽东和红卫兵的做法才是“灭其文”、“灭其史”呢。

是的,台湾的中小学应当删减文言文的比例,但应当保留《桃花源记》这篇文章。不是因为这篇文章受到安峰山这位“上国”翰林的推崇,而是因为在中国两千年的酱缸文化中,这是少有的一篇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文字。桃花源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台湾为何不能成为独立而美好的国家?将台湾建设成亚洲乃至世界的桃花源,就是今日台湾人的愿景。

作者:余杰,《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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