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说说蝴蝶效应

郭文贵/志愿者提供
郭文贵

9月24日,胡伟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做客《澳洲之声》,接受主持人安红的直播采访。在节目接近尾声时,胡先生动情地说:郭文贵先生已经把蝴蝶翅膀给扇起来了!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关于蝴蝶效应,我是早就有话要说。而胡伟先生的最新表述,则将我的言说之愿瞬间触发为命笔之举。

自近代科学发轫以来,人们对大自然中的简单系统和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律,一直在进行不懈的探索和求解。经一代又一代科学人的接力和薪传,对其中一小部分系统的运行规律,人们不仅已经做到了定性掌握,而且能以数学方程给出确切的描述。人们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对于这部分系统的演变行为作出精确预测是不成问题的。而事实上,人们也的确多次作出过精准的、令人自豪的相关预言,如哈雷彗星分秒不差的周期性回归。只是到了196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用电脑模拟气象系统的演变时,才首次意外地、大吃一惊地发现:能以非线性方程加以决定性描述的复杂系统,其行为竟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这种不可预测性,不是来自人们未曾把握系统的运行规律,也不是来自系统规律的内在随机性,而是来自非线性系统对初始值的高度敏感性,即初始值的微小变化必定会给系统运行造成巨大的影响。具有这种特性的非线性系统,被称作混沌系统。

洛伦兹曾经用海鸥效应来科普地说明系统的混沌特性。1979年,洛伦兹对这种混沌特性又一次作出了生动、形象的说明: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一词由此生成,并随后在科学界和其它领域不胫而走,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在多少带有美学趣味和诗意的传播过程中,一些富有想象力和类比才能的人们,提出了“广义蝴蝶效应”的概念。他们把古今中外社会、经济、军事和人生际遇等各个领域中出现的高度不可预测现象,“科学地”归结为广义蝴蝶效应。例如什么“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经济领域中的蝴蝶效应”,“中国宣布发射导弹,(竟导致)港台100亿美元流向美国”,“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上升,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然而,我在这里必须提出如下质问:所有这些系统具有的高度不可预测性,究竟源自何处?它们能被冠以“广义蝴蝶效应”之名吗?

我的看法是,这些系统的高度不可预测性,乃是源自人们对其运行规律的未曾把握或无法把握。与人们已能用数学方程给出决定性描述的混沌系统相比,这些系统要远为复杂和难以读懂。对于这些系统,人们或是对其运行规律在定性上都未能悟透找准;或是虽然定性对了,但却苦于无法建模,即无法或根本上不能用数学方程加以确切的描述。在这样的情况下,系统行为的难以预测甚至不可预测,是正常的大概率事件,是不会令洛伦兹和其他人大吃一惊的。显而易见,这种因不能把握系统的运行规律而造成的难以逆料,与蝴蝶效应所揭示的难以预测,是性质很不相同的两码事,是不能“科学地”混为一谈的。也就是说,不能将其冠以“广义蝴蝶效应”之名而误人子弟。2004年美国的科幻惊悚影片《蝴蝶效应》,说的是一个人生命历程的不同起点,会导致不同的难以预测的人生结果。然而,该影片以时空穿梭方式表达出来的“广义蝴蝶效应”,不仅与蝴蝶效应不相神似,甚至连貌似都够呛。

最后,让我们回到郭文贵爆料上来。郭文贵先生实名举报王岐山、孟建柱、傅政华和孙力军,这是一种蝴蝶效应吗?我要说:显然不是。一、郭文贵与“盗国贼”之间的博弈演化规律,人们连准确给出定性描述都谈不上,更别提以数学方程加以确切定量描述了。在这场举世瞩目的“决斗”中,完全没有“混沌”什么事,即压根儿不是什么“决定性系统对初始值的极度敏感”问题。二、郭文贵的爆料之举,也决不像热带雨林中极不起眼的蝴蝶,悄无声息地扇了几下翅膀,而是经28年蛰伏之后的横空出世、重磅出击。这“横空出世”一说,是连反郭派都认可的。当然,挺郭派更有郭的爆料是“政治核爆”之说,这就更与“蝴蝶效应”的内涵差之千里了。

不过,胡伟先生将郭文贵爆料误称为蝴蝶效应,应属情有可原。君不见,在这之前,不是已有“广东百亿级文化基金引发蝴蝶效应”,“英国脱欧蝴蝶效应”,甚至“朝核危机蝴蝶效应”的胡话大行其道了吗?在我看来,如果再不对“蝴蝶效应”来个正本清源,保不齐过些时候,还会冒出“太平洋上空朝鲜氢弹爆炸蝴蝶效应”的混话来。

2017年9月28日 于江苏常熟

网编:郭度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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