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黨史筆記追問革命走向何方


何方

章海陵

中共政治老人何方生前致力於黨史研究,出版了《黨史筆記》、《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等著作,完成了對「革命走向何方」的追問,不斷反思中共體制缺點。何方批評毛澤東延安政治整肅,人生中最痛心的是廬山會議當面揭發了張聞天。

十月三日,政治老人何方在北京去世,終年九十五歲。何方的「幸福指數」令人羨慕。首先,他頭腦清醒地度過二零一七年中國國慶。何方剛告別青少年就來到延安,十七歲加入中共,十年後隨解放軍大部隊進入北京。新中國建政,他進入中央機關「做官」,實現投奔革命時的個人理想。而最令何方欣慰的是,完成了《黨史筆記》(兩卷)、《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兩卷)和《爭議下的國際問題觀察》等著作。這是他曾因歲月蹉跎而沒達到、卻在高壽晚年實現的個人心願,即終於完成「革命走向何方」的追問。

何方在書中批評毛澤東,當然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但他也是在行使黨章規定的黨員權利。「共產黨講平等」的理念,是他早年投奔革命的主要動力。回憶延安年代,何方曾親見毛澤東與文化人何敬思路遇,主動上前打招呼,而何某並沒止步,只是點點頭、與毛擦肩而過。他還見到,元老級高幹陳雲受門崗戰士阻攔和訓斥,等扣好風紀扣才放行。軍隊高官看文藝節目遲到,乖乖站到人群最後,這情景與美國海軍觀看甲板籃球賽的規矩完全一樣。

延安年代扭曲平等精神

然而,何方痛心的也是自延安年代起,平等精神開始被扭曲、被踐踏和被磨滅。作家王實味發表《野百合花》,對延安的不平等現象表示不滿,贏得一片叫好,毛澤東卻怒斥「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王實味由此挨批鬥和關押,最終死於非命。延安的政治整肅也降臨何方頭上,要他這個受過國民黨迫害的革命青年承認自己是「特務」,簡直奇恥大辱。而當時的「搶救運動」範圍之廣、指控之荒謬、逼問之嚴苛,人人都在戰戰兢兢,連許多中共高幹也不例外。

何方的人生「最痛」,除了在延安自認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之外,就是五九年廬山會議張聞天被打倒,而他對張進行當面揭發。張聞天與何方是上下級,也是情同父子的師生,有著近二十年的深情厚誼。何方眾目睽睽之下的檢舉可謂恩斷義絕,張聞天當場被譏為「眾叛親離」,而何方仍被定為張聞天反黨集團重要成員。張聞天於七六年七月一日離世,中共於八零年召開隆重追悼大會,鄧小平代表全黨向「長期擔任最高領導人」的張聞天致哀與致敬。對何方來說,永失向恩師道歉與懺悔的機會,是他一生最慘痛的精神打擊。

張、何二人的不幸,源於毛澤東與張聞天的話不投機及性格不合。張聞天早年是文學青年,是溫和、冷靜而自律的謙謙君子,與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十分相似。有趣的是,毛澤東也是一顆「文學種籽」,但截然不同。張聞天身居高位時沒有刁難下級毛澤東,等到張、毛地位互易後,張聞天謹小慎微,也無錯誤可被毛澤東揪住不放,二人本應可以相安無事。然而,毛澤東的「公事公辦」與「君子相交」卻是可怕的。比如,新中國建政後,毛澤東派張聞天任駐莫斯科大使,政治局委員「屈尊」駐外大使,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絕無僅有。更匪夷所思的是,蘇共於一九五二年召開十九大,劉少奇是中共代表團團長,而作為政治局委員及駐蘇大使的張聞天竟連代表團成員都不是。但對於這一切,張聞天視而不見,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和敬重毛澤東。

相忍為黨與不忘初心

張聞天對待毛澤東如此小心翼翼、謹言慎行,按通行的說法是「相忍為黨」,更深層動機是否輸誠與服軟也未可知。但是,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張聞天毫無預兆地嚴厲批評大躍進及人民公社的左傾錯誤,對好大喜功的毛澤東「披逆鱗」。如此反常、「不忍」和冒天下之大不韙,無異於政治上自我毀滅和仕途上全功盡棄,但究竟為了什麼?答案也簡單,因為張聞天「不忘初心」,記著自己是黨員,要為黨盡忠,不可取媚於領袖。放到今天來看,來龍去脈更清楚,張聞天早前的「相忍為黨」與後來的「不忘初心」,其實在一條邏輯鏈上,是一脈相承,也是性格宿命。不過,平心而論,若跟後來劉少奇等人相較,張聞天的政治結局仍不算最差。

何方披露,老作家丁玲於一九八五年重返延安,在一眾高幹的老照片前凝視良久,合影者中有毛澤東與張聞天、劉少奇和周恩來等,她說「當年他們是兄弟,可後來成了君臣」。回看當年,已成為大家長的毛澤東曾稱張夫人劉英為「娘娘」,等於張聞天為「皇上」,但張視為手足間嘻笑怒罵,對「挖苦」不以為意。這是一群多麼平等、有人情味的「君臣」!誰也沒想到,這種關係後來發生「動真格兒」的蛻變,而參與其中的中共高層又人人有份。「主席有最後決定權」就是劉少奇提議的。張聞天、彭德懷曾堅持不喊「毛主席萬歲」,認為這是封建主義的口號,也沒有用。「君臣」的出現分明是倒退!但捨此,新中國建政恐怕又遙遙無期。歷史的進程真是嚴酷而弔詭!好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及稍後的「歷史決議」宣示了這一「倒退」的反動性,也肯定了《國際歌》信念: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農民式精明與殘酷

四大卷的《黨史筆記》和《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中,何方也寫到自己的農民身世,其間不乏真實有趣的細節描述,也穿插了理性思考與評論。比如,何方的父親是勤勞致富的農民,來北京探親時,自告奮勇清掃院子,並且不忘討要工錢,但兒子不肯,要與父劃清界線。何方的農民大哥及小弟跟父親一樣,也是拼命勞動的「掙錢迷」。這就是農民本性,何錯之有?可是,中國各地幹部效仿斯大林主義,壓制農民致富的自發勢力,寧可讓他們長期受窮,實質上比農民更愚昧。何方還發現,四十年代延安亂抓「特務」時,農民出身者大都痛快承認自己是「特務」。他們早就覺察整風運動是無聊兒戲、是「人來瘋」,遂以「好鞋不踩爛屎」的農民式精明來保護自己。

有農民式精明,還有農民式殘酷。這也牽連到何方另一段痛心的自責回憶。在延安整風已遠去的解放戰爭時期,工作隊在東北主持土改運動,何方見到公路兩側擺放著大量棺材與權充棺材的木櫃,裏面是被殺的地主富農,也包括替死者申訴的貧下中農。犧牲者因天寒地凍無法入土,唯有等到開春再說。這就是中國大地上農民式殘酷的「傑作」!何方無奈而悲傷,可是在另一場合,自己又當過農民式殘酷的「教唆者」。一天,何方路過批鬥某個小學教員的現場,順便警告被審者「你再不說,就割你耳朵」。數小時後,何方在該處窗台上發現了血淋淋的人耳。當他痛斥殘暴行為時,作惡者厚顏地「回敬」:這不就是你叫幹的嗎?何方無言以對,只得終生內疚。

何方「仇視」毛澤東?

近年來,因批評毛澤東與極左政治,何方成了「爭議性」人物。如果說,老舍《茶館》中的王利發有過苦惱心聲,「我愛我的國,可是誰愛我呀」?那麼,何方卻從無這種弱者的哀怨,作為新中國締造者隊伍中的一員,他愛這個國家,也愛這個黨。他對毛的批評,並沒有超出文革後中共「歷史決議」否定毛的尺度。一些人指責何方「仇視毛」,實屬無中生有。反而,何方始終承認,作為對中國革命有功的開國領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比中共前總書記張聞天高出許多,二者之間有著不可企及的距離。這是何方自始至終從未改變的認知。他只是發出追問:革命從俄國延展到中國,政治高層都驚現「皇權復辟」,而社會底層也都流行「無法無天」;是農民式精明主宰了高層,是農民式殘酷綁架了底層;革命,究竟要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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