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资格为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幸灾乐祸吗?

 

天安门屠杀之后,《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思潮的重要推手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青年一代都以《河殇》等改革派知识分子的作品为精神食量,普遍亲美、亲西方、亲民主自由价值;六四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则从小就被《环球时报》等法西斯小报洗脑灌输,普遍反美、反西方、不相信民主自由价值,不由自主地成为跟义和团、红卫兵一脉相承的“脑残”、“五毛”和“小粉红”。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后,中国官媒和民间一片狂欢,跟“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之时如出一辙。《环球时报》当然不会闲着,立即幸灾乐祸地发表社论说:“美国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惊惧和对枪击案整体麻木的反差是难以思议的。毕竟失去的都是人命,但枪击案就能够得到更多宽容,被社会‘适应’,这说到底是政治和舆论引导的结果。……在枪击案问题上,美国给世界做了不好的示范:不正视问题,不采取坚决的措施。美国等于是给杀戮分出了‘三六九等’,把公众注意力引导到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而对美国内部社会治理的问题轻描淡写。”《环球时报》最仇恨的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如今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嘲讽死于乱枪之下的美国人缺乏基本的“生存权”了。

  《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论还指出:“实际上,美国和西方的治理体系有一些不适应新时代的缺陷,它们面临体制改革的严峻任务,但是下不了决心。因此当面对枪击案这种顽疾时,只能陷入震惊、容忍,再震惊、再容忍的恶性循环。……人们希望能够看到美国尽早鼓起严格控枪的勇气。”仿佛美国在二战之后开创的世界秩序已经过时,现在是中国主导世界的“新时代”了。

    《环球时报》的评论员当然无法理解美国宪法中对“持枪权是人权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确认;也不知道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之所以能够战胜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军队,完全是靠自带武器来参军的民兵的那段历史。美国固然因为未能严格管控枪支而屡屡出现恶性枪击案,但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严格管控枪支的国家,难道就能通过禁枪而避免类似的恶性犯罪事件发生吗?

中国媒体上永远是一幅中国形势大好、西方乱成一团的图画。在中国严密控制的社交媒体上,有不少人狂热转发习近平前几天在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发表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的讲话,并以此感到自豪。然而,在中国这个神奇的国家,每逢“敏感时期”连菜刀都要从超市下架,真的就很安全吗?

在中国的微信圈当中,有好几则民众的心声迅速被删除——网民秀才江湖说‏:“美国发生枪击案,有人因此自鸣得意‘还是中国安全’。这不是安全不安全的问题,这是报道不报道的问题!美国发生天灾人祸,中国的媒体热火朝天的天天报道;中国发生天灾人祸,中国的媒体只言片语而已,甚至一开始就沉默不语。这样一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很安全、美国很危险。”网民Micheal说‏:“每年10余万人死于车祸,每年28万人死于自杀,七大水系70%以上污染,6千多万留守儿童,被拐丢失无以统计。每年新发肿瘤病例为312万,每天8550人,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每年死亡270万人。媒体没有一个字的报道,美国死了58个人,你国所有媒体像打了春药一样声嘶力竭地浪叫。”

仅就恶性犯罪事件的死亡人数而言,中国近年来发生的比此次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更恐怖、更惨烈的案件数不胜数。有中国网民揭露说:“杨新海没枪,杀死67人,强奸23人。靳如超没枪,炸死108人,伤38人。不比拉斯维加斯枪手逊色。所以,禁枪阻止不了暴徒杀人,相反,它剥夺了民众的自卫权,增加了反抗暴政的难度。如果民间有枪,强拆民宅的,砸小贩摊位的,上门查水表的,浑身是枪眼。我也保证不骂匪帮了,直接干死它们。”这段话所呈现的才是当下中国的主流民意,这段话中提及的两起恶性事件更是折射出中国的社会矛盾比美国严峻千百倍。

杨新海案,主犯作案时间持续4年之久,流窜皖豫鲁冀4省,先后作案25起,杀死67人,伤10人,强奸23人,警方长期一筹莫展。杨新海最终落入法网并被判处死刑,但其所作所为确实让人“心惊肉跳”:他通常选择一些偏僻村庄的贫穷人家作为加害对象,在财物上所获甚少,但几乎全是灭门血案。他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说,杨新海较长时间地脱离正常人的情感反应,对人的生命已经麻木了。记者问杨新海,第一次出狱之后,“没想过走正道吗?”杨回答说:“想过,可是谁领我走正道呢?”很多提审过杨新海的警察都认为,杨非常仇视社会,在多次被提审时,他反复表达同样一个观点:“为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然而,记者不敢继续深入挖掘杨新海何以“反社会”。

在枪支严格管控的中国,杨新海当然不可能像美国枪手斯蒂芬·帕多克那样“合法拥有”数十支枪械,也不可能在短短十多分钟内发射数百发子弹、杀害几十个无辜民众。但是,杨新海仅仅使用最原始的刀斧,一个接一个、一次接一次地杀人,其屠杀的人数累积起来超过了斯蒂芬·帕多克。中国杀手超过美国杀手,创造了又一个世界纪录,中国人应当为此感到骄傲吗?

而河北石家庄的“3·16”特大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的严重后果。虽然官方宣称的主犯靳如超遭到逮捕并予以枪决,时至今日该案仍让人感到疑点重重。靳如超在遥远的广西被捉获,并在法庭上认罪伏法,但许多遇难者家属并不认同此一结果。靳如超是一名聋子,同其他人沟通的时候要通过书写,由这个残障人士来策划如此大规模的爆炸案,从购买或制造炸药到进入工厂家属区安放并引爆,简直匪夷所思。而且,此人只不过初中文化程度,在十八年前因有“流氓”前科而离开石家庄到云南打工,并不具备爆破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训练,如何能够独立完成这一精准的爆炸案?难道靳如超是犯罪小说中的犯罪天才吗?

即便靳如超确实是该起特大爆炸案的始作俑者,但中国官媒始终不敢追问:在中国这个警察国家,一个残障人士居然能弄到大量爆炸物,比起斯蒂·芬帕多克在美国合法购买枪支,难道不是更让人毛骨悚然吗?那么,究竟是靳如超的中国,还是斯蒂芬·帕多克的美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乃至危机?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之后,民众踊跃献血,全国降半旗致哀,川普总统亲赴当地安慰伤者及死难者家属。媒体报道,现场涌现出不少舍身救人的英雄人物。而在中国,当克拉玛依的剧院发生大火时,老师发出的居然是“让领导先走”的命令,致使百名孩童死于非命;当长江沉船事故发生之后,幸存者遭到当地政府非法监禁,不允许他们接触媒体、说出真相,也没有媒体敢于跟踪报道。你愿意做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余杰,《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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