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经济上到底改了什么?


在北京展览馆前面,人们前往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2017年9月28日)
 

在五年前的18大上,在四年前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政府宣布了宏大的经济改革计划,现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五年任期接近尾声,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并不显著,相反,政府在经济中的权威增加。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治体制阻碍了经济改革的发展。他们还说,19大后,权力进一步巩固的习近平也不会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

2013年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共16项60条。现在,4年过去了,习近平政府的第一个五年任期也接近尾声,分析人士认为,他的改革成果有正有负 (mixed bag)

“供给侧改革”全凭政府干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18大以来,特别是2015年10月以来,中国媒体一直热议的一个词。中国媒体在盘点18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时,把“供给侧改革”列为头条成效,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说,

“他们在某些领域去产能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国家干预、行政规定、国家给各省直接下达的指标来完成的。 这确实产生了经济效果,但是,还是通过旧的手段来完成的。”

甘思徳,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甘思徳,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国企改革加强党的领导

国企改革也是18大以来令人颇为关注的领域。9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改革情况。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各级国资委和广大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扎实推动国企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国企改革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亮点纷呈,成效十分显著。”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国企改革是过去几年来进展最少的一个领域。究其原因,美国智库保尔森研究所的研究员宋厚泽解释说:“这几年国企政策的重心在于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而不是提高国企绩效。”

对垄断行业国企实行政企分开等改革是改革60条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报道,目前为止,有3000多家国企把加强党组织建设列入公司的章程。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说:“国企是政府党的权力的标志,他们希望加强国企,另外,他们认为规模大也更利于全球化的竞争。”

金融领域改革执行不力

宋厚泽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追踪中共18大以来的改革成果。 他在介绍金融领域改革状况时说:

“金融领域也有所进展,但是这两年,尤其是政府希望稳定,不希望有大的波动,尤其是15年的股灾, 16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后,政府对稳定的偏好更强。所以,有些改革虽然发布出来了,但是在执行上有问题。 比如汇率改革,当初可能走出了100步,现在虽然没有完全退回去,但是也退了很多。”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说,中国的金融与银行系统基本上是国企占主导地位。政府希望保持那样的状态,因为控制了资本,政府就可以决定工业政策的重点。

政府在经济中的权威增加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和政治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在加强政府的权威方面,政府在经济中的参与方面,扩大中国在全球的活动和影响方面,中国都做得不错。但是,在有关放开中国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加大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开外国投资限制等方面,非但没有执行计划,甚至还有倒退。”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改革60条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一条。中共之前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点。”

户籍改革大小城市不同

户籍制度改革也是18大、18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头戏,但是,保尔森研究所宋厚泽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在小城市有所放松,但是,大城市对外地人口的管理更严,更不友好。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认为,为了保护现有城市居民的利益,中国政府不可能真正改变户籍政策。

能源、环境项目小有改善

不过,宋厚泽说,18大以来,中国确实有一些正面的改革,不过,这些举措都缺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 2000年中国加入WTO时期的那种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举例说:“能源领域,比如电价。虽然还在改的过程中,但是相比过去有些进展。原来都被国家电网等大的公司垄断,现在是竞争上网。谁的价格低,买谁的,买家有了更多的选择,原来是国家电网一家说了算。输配电的改革还在进行中,……好歹是往正确方向在前进。”

宋厚泽说,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方面有所改善,至少遏制了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效率问题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甘思德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阻碍了经济改革的成效。他还说,19大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效率问题

甘思德说:“我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力,使其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部分,这也意味着要解决存在于国企、在没有竞争力的领域的无效性。这还意味着提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水平。”

他还说,解决了这些经济中的无效性,中国就有可能摆脱以债务和投资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避免中产陷阱。

19大后,习近平不可能大刀阔斧推动改革

甘思德特别强调,对中国经济,其实更适用的词是“自由化”,而不是“改革”。

他还说,习近平第二任期后,中国可能还会继续18大定下的经济改革基调,甚至以更为强势的手段来推进。 他说,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并不取决于地方政府或是国企的利益集团,而是中国现任领导层的喜好。随着权力的进一步集中, 中国政府会进一步巩固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向。

习近平已经被认为是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以来,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之前,他一再使用他的权力来削弱他称为必要的改革,比如,下令在股票市场使用强力干预,以及限制货币向国外流动,限制房地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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