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我写“高度集权是危险的”

在“五一九运动”(1957年5月19日爆发于北大校园的民主运动。详情见后——编者注)开始的一些日子里,我感到兴奋,但是也不理解,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矛盾,因为,我的生活,特别是大学生活是美好的和顺畅的,虽然我在中学时也有一些不愉快,可是我并没有把这些阴影留给自己,我一直担任团支书和团支委,还属于“学生干部”这一类“贵族”。

不过,我愿意看大字报,从中观察学校和社会,也积极支持“鸣放”。

直到5月25日,数学系助教任大熊、陶懋颀两位先生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才找到引起诸多社会矛盾之所在,6 月1 日写出了“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确立了我的右派立场。

大字报贴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同学们的多大反响,只是被王国乡等少数人注意到了,并且愿意收入《广场》。

对它注意的还有党委,我估计当时学校当局有简报,把他们认为重要的大字报印出来供给各个层次的教师和干部阅读,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张流传不广的大字报,也被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二级教授龚祥瑞注意到了。他青年时留学英国,师从工党理论家拉斯基,学习法律。拉斯基理论的重点是反对迷信权威,认为盲从权威是可怕的。于是就有与“高度集权是危险的”相类似的论述。

这位教授就在全校的学生集会上公开地批判我的大字报,要我这个“学物理的青年朋友”早日醒悟,回头是岸,同时,他又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我的问题,认为我的问题很严重,他还说,我的文章是从他的老师那里抄来的。当时我只有20岁,也不懂英文,我当然不知道拉斯基其人其事。

后来,北大反右之后,北大批判《广场》反动小集团,举出的唯一一篇代表《广场》反动倾向的就是这篇“高度集权是危险的”,这篇东西就成了《广场》反动倾向的代表作。

直到近几年,从《原上草》开始,这篇文章才在许多的文章中被引用,比如张戎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等等。但是,他们多半只是引用其中的一些观点或结论,而对于这些结论产生的依据,也就是“两个恶性循环”很少提到,我以为,我在这篇文章中的最重要创造,刚好是从两个恶性循环中引出或论证,为什么高度集权是危险的。

经常被引用的文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斯大林的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的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

“6 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苏联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自己最优秀儿子的鲜血的代价(胜利者代表大会70%的中央委员啊!110 多名代表啊!)。人民!我所爱的6 亿人民,如果不愿历史重演,无数先烈的血不致白流,世界共产主义不受毁灭的威胁,就应该及早起来,结束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当家作主,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更快更好的到来!”

两个恶性循环,当时是这样论证的:

“群众既然可能因为体验到自己有正确的领导而变成群盲,于是党的领导水平就决定一切。就形成了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极大的比重,畸形的比重!于是更要加强党,于是就变得更更重要,于是就更要加强……,如此循环下去就造成了第一个恶性循环,造成了党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就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群众既经变成了群盲,就又反转来有利于党内一切错误倾向的发展——在这种群众基础上,它也不能不发展——同时,任何党本身的错误又必然要来影响群众。如此,又一个恶性循环。当这两个恶性循环到了一定程度时,党内严重错误就成为不可救药了。”

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我当时只是一个20岁学物理的青年学生),对第一个恶性循环说得尚清楚,对第二个恶性循环和论证则不透彻。

事实发生的情况是:当领袖或政党做出一个决定或号召的时候,大概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崇拜已经存在,群众相信这个号召一定是对的,于是就热烈拥护,另一个情况是,群众也不敢不相信和不敢不支持,于是就有了一个正面的反馈,于是就加强了这个决定的信心,于是就继续贯彻,如此反复,直到崩溃。

在大跃进中有一个鲜活的例子:亩产万斤出来之后,就是嘴上不敢说,心里质疑的也是大有人在。于是,有一位中国顶尖的大学者——我说的是直到今天也享有极高声誉的钱学森先生——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用极为严格的物理学方法证明,亩产万斤是可能的。他的证明是:在一个水稻生长季节之内,阳光洒向稻田的能量是多少,他论证的特别“科学”之处还在于,他还计算了阳光斜射的角度,要乘以正弦或余弦,才是水稻真正接受的能量,他的“科学”结论是:只要物质供给是足够的,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

领袖看了这位顶尖科学家的证明,欣喜若狂,他对了,直到亩产13 万斤的丑闻出来之后,这个肥皂泡才破灭。

直到今天,执政党也还是只爱听颂扬的赞歌,拒绝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两个恶性循环仍然在继续,所以危险也在重演。

在经过大跃进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高度集权是危险的,他虽然没有使用“是危险的”这个词,可是,在他的1980 年“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著名讲话中,还是直接使用和猛烈批判了高度集权,说明我在1957 年阐述的道理,他在20 多年后才认识到。

不过,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我有先见之明而肯定我,更不要说是表彰我了,不肯为我平反,不肯给我赔偿和补发工资。

这也还罢了,他们还在继续限制我,监视我,甚至还同诈骗犯勾结在一起打击我。

这个问题要在其他地方说。

王书瑶,往事微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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