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踏入不可触碰的新闻雷区的摄影师

 

  从旁观到介入  

 

   我叫陈杰,是《新京报》的首席记者。先来说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在2004年底拍摄的,是在河南上蔡的一个艾滋病村。这个女孩九岁,叫吴素敏,她的父母亲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死去了,她也携带了艾滋病毒,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她的家是什么样的呢?土夯的房子,一半倒掉了,房子里面有一张床,上面堆着乱七八糟非常脏的衣服。孩子就靠一些亲戚给她施舍点食物活着。


  我拍完这张照片就走了,后来这个报道也发出来了,这张照片也得了很多奖。
  大概在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同行的文字记者跟我讲,她说这个声音像猫一样的小女孩去世了。当时我的心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实际上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完全可以以我个人的力量来改变这个孩子的命运,比如说我找人资助她,让她有吃的、让她有住的等等。但我选择了走开,我的镜头是非常冰冷地走开的。   到目前为止,这个孩子的眼睛一直在直视着我,一直在诘问着我。她让我从一个懦弱的摄影师、新闻工作者,变成一个坚韧的新闻工作者;从一个没有尊严的新闻工作者,变成真正有尊严的新闻工作者。 

  在当记者之前,我在部队当了五年兵。当年在部队的时候我是兵王,大家看到我立的二等功、三等功、优秀士兵,荣誉很多。后来我还是选择到地方去,做我梦想的记者。

  

  2003年《新京报》在北京创刊,我就从地方到北京应聘。当时面试我的是现任的总编王跃春。她十几秒钟就把我精心准备的剪贴本和获奖证书翻完了,瞄了我一眼,说“你就这些?” 我当时非常的绝望,觉得自己没戏了。她又问我还会什么,我咬咬牙说:“我身体好。” 我说我一个小时能做1800个仰卧起坐,练过格斗,曾经抓过小偷、斗过劫匪,帮助警察抓过嫌疑人——到现在还是这样,前前后后有十几个这样的例子。当时她听了以后说:“哦。”


  然后我就收拾剪贴本,非常绝望地离开了报社,买了张火车票就离开了北京。车到石家庄的时候,社办的一个女孩给我打电话,她说王总让你来办入职手续。就这样,我成了《新京报》的一名摄影记者。  

  多年以后,王跃春在一次聚会的时候跟我讲,她说为什么当年选择让陈杰进入《新京报》呢?她就看中了我的身体好。她说《新京报》创刊的时候,在北京肯定很艰难,需要一个敢打敢拼的人来打开局面。


  王跃春选择是对的。从2003年我进入《新京报》之后,到2004年、2005年,国内发生的空难、海难、矿难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我总是最快速度出现在第一现场,是拿到独家新闻最多的记者。北京的媒体一听说我在现场他们就特别紧张,他们甚至会派很多记者来盯梢我。 

   

  2005年7月份的时候,视觉部主编跟我说:“陈杰,我太累了。” 他带了70多个人的团队。他说你帮我管理摄影部,当视觉部的副主编,分管20多个摄影记者。


  我当时一听:这么快就当官了,觉得挺开心的,而且待遇也好。后来我从副主编到主编大概经历了九年吧,这九年里面我生活得并不快乐。因为我渐渐离开了一线那种激情澎湃的时光。在这个九年过程中,我不断地给自己戴上枷锁,患得患失,内心懦弱,很多东西觉得被掏空了。   在2014年7月份的时候,我选择了离开主编的岗位,回归到一线做摄影记者。迄今为止,在两年的时间里,我的行程达到30多万公里。几乎把国内走了两遍,很多省市走了很多遍。
  我离开管理岗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腾格里沙漠污染的报道。
  腾格里沙漠是在宁夏、内蒙古和甘肃三省交界的地方。沙漠地下富含第三纪残留水,下面的水都是通的,非常珍贵,而且它的植被也是非常丰富的。在沙漠交界的地方,这三个省在比学赶超地建工业园区。这些工业园把污染的水直接排放到沙漠里,不做任何的处理,不仅污染了地下水,也威胁着8公里之外的黄河。而且这些工厂大量地抽地下水之后,会造成地下水下降,对本来脆弱的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环境污染事件是路人皆知的,环保、司法、媒体都知道。但是因为它背后巨大的利益链,没有人能撼动。      

  我决定要触碰一下这个禁区。我徒步从腾格里沙漠腹地进入到这个地方。我平时经常跑一万米,成绩到现在还非常好,40分钟多一点,所以我的体能非常好。尽管沙漠到这个地方只有三公里,但当时这三公里我其实是跑的。因为天快黑了,如果黑下来我就拍不了照片了。我是等所有的管理人员撤走的时候往里去的,为了赶这个时间拼命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后来央视播的我的那个视频,全部都是我的喘气声。这几公里跑得比我平时跑一万米还要累。
  《新京报》用两个版把这个事实呈现出来。宁夏迅速做出了反应,关停了企业,对企业负责人和环保局进行了追责。
  内蒙古恰恰相反,他们找了一些中央或地方媒体,做了一个颠倒黑白的报道。同时通过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对《新京报》施压,对我个人施压。
  在这种双方角力的过程中,我再次跟中科院的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的律师一起到腾格里沙漠进一步取证。我要做最坏的打算,跟他们法庭上来对峙。

    

  在博弈的过程中,国~务院对这个事情做出了批示,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进入内蒙古、宁夏和甘肃,对整个腾格里沙漠进行普查。出了40多项的整改意见。总~书记对这个事件先后做了三次批示。   因为这个事件,内蒙古、宁夏和甘肃一共有100多名官员被问责,有几十名官官员,包括高职厅级官员被免职。这些污染的所有的区域都按照环保部的要求进行了彻底的整改。
  腾格里沙漠的报道也在法律界、环保界,包括NGO圈里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我的朋友圈迅速扩大,线索蜂拥而至。此后我又做了十几篇重大环境污染的报道。

    2011年的时候,我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进入日本,在那个地方待了十五天,发回了一系列海啸之后的惨状的报道。我更重要的关注到它的次生灾害,也就是大地震之后福岛第一核电站被冲击后带来的次生灾害。在福岛方圆四十公里的无人区,就是我独家进入的这个地方。

      当时的(辐射物质)浓度大概是四百到一千倍,我在这个地方停留了短暂的时间被劝回来了,然后做了这一篇报道。

          过去五年,这里一片死寂,包括这个超市里面。    这个是中国水果,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牌子。    这也是超市。    这个是什么呢?    密密麻麻的,一个袋子大概1.6吨。日本现在在进行除染处理,也就是把受核辐射的污染大概30公分的土壤挖出来,放到这个软性编织袋里面存放五年。那么五年以后怎么办,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大量的土壤挖出来之后,怎么存放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就存放在福岛这个沿海的地方。    目前我们中国也在大力地发展核电,虽然日本是第三代核电,中国是第四代核电,相对来讲安全性要高得很多。但是当年日本也说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日本这个核的污染的问题,应该作为我们的镜鉴,值得我们去反思。
  当然作为记者,我们有很多不能言说的东西,有很多报道的禁区,我们是怎么去应对的呢?
  天津大爆炸这张照片大家可能知道,(获得了)今年的荷赛奖,包括一些国内的大奖。这是我第三天去拍的一张照片。    我们《新京报》整个团队在第三天的时候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必须全部撤离,不能够再进行追踪报道了。当时也是正好在“大阅兵”前夕,一切需要稳定。这个时候我的做法是什么呢?别人可以撤,我坚决留下。我可以不报道,但是我不能够停止记录,这是我的最基本的态度。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连续给我发了多个版的报道。这些报道受到上面的严厉批评,但是报社一方面写检讨,一方面在内部来表彰我,鼓励我的行为。所以说我做的这些报道它不是我个人的力量,是整个团队的力量在支撑着我。
  这个报道是在湖南桃源。它这儿有一个铝厂,是全球民企五百强,是湖南省排前几位的纳税大户。它造成的癌症村,还有大量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森林污染,没有人去触碰它。后来我就做了一周的调查,做出了这篇报道。  
  这篇报道出来之后,这个企业的二把手给我打电话说:第一,你帮我把所有网上的稿子撤掉,因为网上的报道写的是癌症村,对他们刺激很大;第二,我是管钱的,我给你打电话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其实他不知道我一般带着两个手机,一个手机免提,一个手机录音。然后我说,你继续说。他跟我说多少钱都可以什么什么的,跟我讲了很多条件。
  第二天我就写了一篇手记发出来了。
  发出来之后他们恼羞成怒,通过他们的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又找到上级主管部门给我写了二十条罪状,要求《新京报》道歉,要求把我清理出记者队伍,说我做假新闻。他们同时在官方微博、官方网站写文章攻击我,弄一大堆水军咒骂我。
  后来我们报社领导王跃春找到我,跟我说这个情况。我说,我手里有更厉害的证据,足以让对方的这个负责人入刑。她说,那我们再去做追踪报道吧。当时《焦点访谈》找到我,说想做这个追踪报道,我说,正好我手里边有非常详实的证据,跟我走吧。第二天我们就进入了现场,第三天我就做出了追踪报道。
  这个报道之后,当地的环保部要求他们做了24项整改,我还专门看了它那个24项整改的指标。然后,他们把所有的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微博污蔑我的内容全部撤下来了。这个事件也平静过渡了。
  有一个省的县委常委,他是和我多次交锋之后成为朋友的。他说,陈杰,你是个好人,你能不能改行。我说,为什么?他说,太危险了,你这个报道影响了我们一大批官员,这些人都想各种方法构陷你,我听到都胆战心惊。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当时我做一篇报道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短信,他说,谢谢你救了我。我就打电话回去,他始终不接。后来春节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他是谁,他说现在这个事情风平浪静了,我敢跟你说了,谢谢你。还有更多的像他这样的人,会在春节的时候还有平时不断地问我的状况,会给我寄咸菜,寄各样的东西。所以说我朋友特别多,这是我真正的动力,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最近大家知道的悬崖村这个事件。悬崖村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是目前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中国要求凉山在2020年脱贫。全国两会的时候凉山州委书记当场表态,说2019年脱贫。凉山,用一个著名的学者的话说,“三十年前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很多地方甚至还不如三十年以前。所以说用三年的时间解决三十年的问题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这个地方叫阿土勒尔村,彝族居民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几。过去战乱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悬崖村上面一夫当关。    这个悬崖村我是在一个更高的梯上拍的,向下那个楼梯的山层是中间的那一梯
  伸出来的。进入这个村的这条路上面有十七个天梯,也就是藤梯。有的是垂直的,最高的一百多米,村民和小孩都从这个地方上下。实际上入村有好几条路。其中,一条路只有三个月的枯水期才能够走,而且也非常艰难;有一条路可能要走七个小时;另外的一条路已经废弃了。这几条路死了很多人,包括这个天梯,近几年死了有十个人。我就特别想去看。后来我徒步五个半小时进入了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采访之后,我了解到这个村里面有十八个孩子在村下面的小学里读书。这个小学它的落差只有八百米,但是一般外面人进来得三到四个小时才能上得上去。小孩的体能非常好,一般用三个小时就可以,像猴子一样爬得特别快。
  这个男士叫陈古吉,小孩叫陈木黑,六岁。他每次接他儿子的时候要带着背包绳把他拴着,防止他滑倒。    这就是他们走的路,脚下都是万丈深渊。    这就是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在上学的路上。当我用无人机拍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当时就震惊了。      后来我在我微博里说,希望我的这个照片能够打动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汇聚力量来改变这里的现状。
  我是5月14号拍的,5月24号发的。正好汪洋副总理在凉山考察,他看到这个事件之后,就跟州里面和省里面问这个事。结果他们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事,不知道这个现状。这么多年死了这么多人他们根本不知道。
  当天晚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我,问,陈杰你要多少钱,帮我们做一个平抑舆情压力的稿子。后来那个中间人就把当官的说了一通,他说,你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如实地把你的解决方案拿出来。
  后来我电话采访了州委书记,采访了县委书记,第二天做了一篇追踪报道。州委书记表态要按照我的意见建一个带扶梯的道路。首先解决孩子上下安全问题;第二,让规划部门到这个地方设计一条道路,把四个悬崖村贯连到一起。实际上这里是四个悬崖村,有198个孩子在山上下来读书。这个学校在四个悬崖村里边是状况相对稍微好一点的。
  在这个报道之后,全国的媒体、公益组织,还有官员频繁地去造访这个地方。但是我没有去,我一向不相信政府的表态,我只相信行动。我每次打电话给地方官员的时候,问怎么样,路修了没。他说正在修、正在修。我问老百姓,修了没有,老百姓说没有啊。所以我更相信老百姓,当然我更相信自己的实地考察。
  5月31号,我带着报社四人的报道组,带了视频直播的报道组一起去了。我们第一天做了七小时的直播。从学校到天梯路,就看你们到底修了没有。什么地方断的,什么地方没有护栏的,所有的这种危险的地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同时给出解决方案。
  在6月1号到6号,我们先后做了十个版,再次把这个事情推到风口浪尖。
        在这个过程中,四川省还几次想让我们停止这个报道,但是我们报社顶住了。我们的总编说了一段非常让我感动的话,她说,我们所有人欠孩子一条路,我们必须要做,再大的压力一定要让这条路能够通达。
  在6月6号,孩子们上学的那一天,我们所有的视频报道组准备直播孩子天梯上学的这个路,那将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在我们到达悬崖边的时候,村干部接到电话,县里面要求孩子们不能走天梯,必须要绕道走。我就跟着他们去绕道走。绕了六个半小时,走的都是断桥、隧洞、泥石流,所以天梯这条路反而是最直接的一条路。孩子们走下来之后说,我再也不想走这条路了。家长说,我宁愿不让孩子上学也不愿意再绕道了。    孩子一个个都累成这样。    实际上,悬崖村只是整个凉山问题的冰山一角,它也是我现在所做的社会影像调查的其中的一个点,我将以悬崖村这个点来展开更多的对当地的调研。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寻找解决方案。我们所有的报道不是批评政府,是跟政府一起探讨,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大家都要诚实地面对现实的困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的话才能够共同地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陈杰,来源: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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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1. 中国的军人是最没人性的一个群体,源体没人性政治洗脑和对下级的惩罚。比如几乎全军最常见的,军官看士兵不顺眼,就罚士兵到厕所用手掏大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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