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中国访民在美国维权

 

 ——谈袁建斌的抱团取暖
 
记得1938年德国“水晶之夜”前夕,突然,上万犹太人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纳粹驱逐到波兰。由于共产党和纳粹同是侵犯人权的极权主义,他们也同样欺凌歧视人民。在中共十九大到来之前, 数以千计的访民被北京警方以地毯式大扫荡的方式抓捕驱逐,或被扔荒山野岭,或被软禁家中,或陷黑监狱。
 
大约二千万访民的存在,在中共所炫耀的“和谐社会”锦绣缎面上,撕开了一道重重的裂痕。中共一贯的做法是“不去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为对付访民“闹事”,他们掌握了十八般武艺,令无权无势的访民在国内抗争的空间式微。
 
但是,中国访民绝不是消极被动的苦难承受者,他们采取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于是,一批勇敢坚毅的中国访民跨洋过海,跑到美利坚去讨公道了。在美国,他们上演了一幕幕拦截中共领导人车队喊冤的惊险剧目,震惊了世界。就如网络语所称的“屌丝逆袭”,即弱小者为维护自己权益所做的还击。
 
今年9月底,来自上海的企业家、旅居美国的访民袁建斌先生,在纽约召开记者会,介绍了“中国访民抱团取暖理事会”的工作: 他们理事会已在纽约起诉李克强,开放了推墙软件,并组织了上百访民拍摄小视频,在十九大期间向习近平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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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美访民袁建斌先生
 
我们欣喜地看到,由袁建斌、胡福清和陈黛丽等人组织的的旅美访民团,正在异军突起。为解决自身所遭受的不公与迫害,他们的将维权运动推进到新阶段:从街头抗争走向与国际人权组织合作,从喊口号到以法律武器追究施害者。旅美访民们更上层楼的逆袭,正在在将中国维权案例推向世界,而他们自己,也正在成为中国公民运动的生力军。
 
 
一,“最牛访民”习近平和当今访民绝境
 
据估计,当今中国大约有二千万访民,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在袁建斌组织的为全国访民发声的“百名访民十九大向习近平说心里话”的自拍视频中,我们看到,全国访民从干部、企业家到工人农民,各行各业各阶层的男女老少都有。作为中国公民,他们本应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
 
视频一开始,辽宁丹东姜家文先生发言,他向习主席提出“勿忘初心”,说起习近平当年为父上访的事情。习近平在文革时期就成为少年访民。由于父亲习仲勋的缘故,他13岁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少管所。16岁时作为“黑帮子女”,习近平被发配至陕西乡下。他逃回北京上访,被公安局监禁半年之久。
 
在不讲人权、没有法治的社会,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访民。文革结束后,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女士上访多次,终于在中央组织部找到胡耀邦先生,其父的冤案得以平反。但今日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习近平,却拒绝像胡耀邦一样为走投无路的访民解决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教授于建嵘,曾和他的团队对2000多名访民做过调查。他们发现,只有3人通过上访解决了问题,有60%以上的人因上访被当局关押过。这些数字说明,在中国遵照法律程序文明上访的访民,其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机会微乎其微。
 
满腹冤情的访民,可以说是中国最贱的贱民。诗人徐琳写过一首《访民之歌》,悲伤地诉说上访者的苦难。“上访的路,布满险阻/ 吃不好,居无处/ 还被官家截堵/ 马家楼,久敬庄/ 黑暗的魔窟/ 受尽虐待和凌辱/ 日日夜夜生死难卜/ 上访的路,饱含凄楚/ 盼清官,来做主/ 却是官官相护/ 天安门,新华门/ 草民岂能入/ 信访局是骗人的局// 收了材料去寻租。
这首歌词道出了当局对付访民的各种手段,例如“截堵”,即蛮横地把人拖上车拉走;“魔窟”指违法关押访民的黑监狱;“寻租”则是引入权力干预而获利的行为,例如各地官员为了制造“零上访”假象,向强行遣返该地访民的北京保安付钱。近年来“截访”成了“劫访”,访民遭受越发严厉的暴力打压,呼救无门,陷入绝望的境地。
 
目前在美国带头抱团取暖的袁建斌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袁建斌曾是上海齐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同时拥有一家台湾合资企业。当他的企业准备美国上市时,当局勒令他让台湾股东退出,被他拒绝。之后袁建斌遭受一系列打压,失去了企业,被关押遭受酷刑与虐待,他本人差点被警察谋害,就连他那刚6个月的美籍女儿,也在中国被绑架失踪一周。
 
 
二,弱者的武器:在美拦车告御状
 
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中国,上千万人背着各种冤案:被迫害、被下岗、被强拆、被致残致死、被经济掠夺等等。有将近百万的访民带著满腹期待,到北京上访求助,他们一度相信“上达天听”就能解决问题。在上访多次失败求告无门之际,他们拿起了“弱者的武器”,例如到北京鸣冤抗议,撒传单、放鞭炮、喊口号,甚至堵路、跳金水桥、裸奔或以死相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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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访民曾每周集合在省高院维权
 
作为弱势者的访民当然知道,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前几年,福州访民就曾组织一个“每周一聚”活动。参加“每周一聚”的人每周集合在省高院举牌喊冤。后来,聚会参加者陆续被抓,甚至从行政拘留升级到刑事拘留。上海的访民组织一度规模更大,曾有一千多人的抱团取暖,一齐去国务院信访办集体上访,其结局是,他们全被早已等候的车辆粗暴押送黑监狱。这一切表明,在党国的严厉打击下,“弱者的武器”在中国统统失效。
 
就在国内访民抗争的传统剧目逐渐凋零之际,逃到自由美国的访民重拾“弱者的武器”,展开一系列维权活动。他们开始在联合国前上访。后来转向针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进行拦车告御状活动,曾先后十几次拦截了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等国家领导人的车辆,造成很大的国际影响。
 
当自由世界的电视台权都转播中国访民在美国拦车的镜头,那是让我们扬眉吐气,令独裁者难堪不已的时刻。2015年9月习近平第一次访美,其车队就在国务院外被数位冲出围栏的访民成功拦截。我在瑞典一次又一次观看马永田和李焕君等人奋不顾身,用身体拦截车队的视频,真是激动不已。
 
一些研究民众抗争的学者将这一类抗争称为“表演性上访”。然而,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访民,却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表演”,例如,李焕君在拦车时被警察强力拘捕,受伤骨折。这种悲情抗争的方式,在世界上获得了轰动性效应,逼得一名负责习近平安全的官员不得不出来与访民交谈,接收了访民申冤材料,并和李焕君合影。
 
今年5月初,习近平访问美国佛州。袁建斌和众访民一起前去川普的海湖庄园,向习近平鸣冤请愿。佛州示威结束后,袁建斌在回酒店途中,遭到两名中方人员开车冲撞截停,直到他向美国警察报警,才转危为安。
 
这样惊险的具有戏剧性的华府上访,产生了巨大的新闻价值。但是,旅美访民们所追求的目标,他们所遭受的冤屈,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访民还遭受了当局的报复,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被逮捕。这就需要袁建斌等有勇有谋的组织者,去寻找更为有效的抗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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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到华府,访民拦车喊冤
 
三,剧目创新:视频喊话与跨国起诉
 
如前所述,在中国,人民对官员失职、渎职和侵害权利等问题进行检举或投诉,层层上访,这些传统的“弱者的武器”,在顽固的专制国家权力面前统统失效。几十位逃出中国的访民,在美国展示了惊险的拦车抗议剧目,获得了世界性的新闻价值。尽管如此,他们的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解决。
 
历经磨难的访民需要剧目的创新,才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之途径。为此,在中共十九大前,美国的中国访民抱团取暖理事会面向国内,以录制视频的方式,组织了一个“百访民向习近平说心里话”的活动(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ZqanAA3dCc)。
 
有124名国内访民参与了这次录制小视频的活动。他们在每人一两分钟的时间里掏心掏肺,诉说自己的不幸与冤屈,向当年的资深访民习近平请求援救。这个活动历时两个月,有不少志愿拍摄小视频的国内义工受到警告。最后,由美国的访民抱团取暖基金会推出长达两小时的视频。视频发布后,仍然有不少国内访民表示希望加入。
 
在中国经历了自己被殴打、孩子被抢走等暴力打压事件,原上海企业家袁建斌在美国获得了自由与尊严。他重整旗鼓继续经营企业,并不断地上访和抗议,还去美国国会听证会告洋状。对其他前来美国的访民,袁建斌都视为父老兄弟姐妹。他经常给访民捐款和发红包,为他们打抱不平仗义执言。不久前,袁建斌出资成立了“访民抱团基金”,准备建立能在美国接待新访民的基地。
 
探讨中国访民的困境与出路,袁建斌等访民团还寻求在美国的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今年六月,他们举办了《纽约论坛》,原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对旅美访民的抗议方式和定位提出了建议,他谈到美国的“人权法案问责中心”,该中心收集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名单,将材料提交给美国国务院,请求制裁。被制裁的官员和家属将被美国冻结资金和禁止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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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滕彪
 
今年九月,袁建斌代表“中国访民抱团取暖理事会”在纽约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访民陈黛莉、蔡文君、袁建斌起诉中国总理李克强酷刑一案,已在美国联邦南区法院立案并送达了传票,目前在等待法庭开庭通知。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访民们已聘请美国律师,正在用美国法律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僚告上法庭。目前他们在收集各种信息,为那些对访民使用酷刑的中国官僚建立数据库,以作玛格尼茨基人权法案追责的依据。袁建斌等还与美国平权基金会等机构建立联系,并建立资金募集渠道,以保障调查和诉讼顺利进行
 
 
四,从古代帝制和西方民主看上访
 
那么,被本国访民在美国喊口号拦车的习近平,被本国访民在美国法庭起诉的李克强,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全世界面前如此丢脸,他们会有一点震惊或反省吗?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习近平真想处理二千万访民的棘手问题,他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共的专制制度,否则一切措施都将是徒劳。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如此庞大的访民大军?为什么当局对解决访民问题毫无办法?一些国内学者说:这是因为陈情或者司法救济渠道不畅。在他们看来,这个信访问题似乎只是一道沟渠,有一点小小的堵塞,疏通疏通就好了。
 
其实,浩浩荡荡的上访大军的出现,是中共制度的专制性质造成的。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比一下,看中国古代和当代西方国家怎样处理民众冤情。
 
当今中共的信访制度可以说是中国上千年专制制度的遗留。中国自魏晋以后,历朝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登闻鼓”,并设专职机构或人员,遇有击鼓者,就立即受理民众的申诉之状。这种“击鼓鸣冤”的作用是“用下达上而施于朝”。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缇萦上书救父”的感人故事,汉文帝从善如流,其宽松的直诉制度——“告御状”为人称颂。
 
那么,当今中共为何也设立这样一个类似古代“告御状”的信访制度呢?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说这是走群众路线,为了克服地方官僚主义。其实,和古代专制王朝一样,这个上访制度虽然有了解民情、显现“青天”形象的作用,但主要是一种高度的中央集权,是中央政府用以控制地方官员的政治手段。
 
同样是为了中央集权控制地方,为什么古代王朝的上访制度没有导致如此巨大的民众怨愤?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一,中国古代王朝注重儒家的道德教化,官员是否遵守了道德规范,有赖于社会舆论的评价。因此下级官员都害怕民众进京上访闹事,尽可能按照法律公平“息讼”。二,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确立了三纲五常一类的行为准则,封建家族内部可以处理一些矛盾与争执,有益于“息讼”。
 
但是,当今中共官员集体贪赃枉法的规模之大,其态度之穷凶极恶,完全不能与古代饱读诗书的清廉官员相比。那么西方呢?我在欧洲二十几年,从未听说过有大规模的上访问题。其原因是,西方民主国家建立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制度,与中国重人治反法治的信访制度完全相反,任何民众的纠纷与冤屈都可以就地解决。
 
 
五,我在瑞典“上访”解决劳资纠纷
 
例如,我本人曾在2014年,与我所在的瑞典工作单位——“母语中心”发生劳资纠纷。当时我向本市教育局投诉,引用《教育法》和《劳动雇佣合同》的一些条款,指控“母语中心”在工资与转正方面歧视移民教师。由于市教育局不作为,而我又不愿花钱花时间请律师上劳工法庭,就转向市议会的反对党、议会反歧视监察专员、教师工会和民间反歧视组织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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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我整理好投诉的瑞典文材料,走到市议会门口向议员散发。反对党议员们收到我的投诉时,一个个笑逐颜开。很快,感到压力的执政党市政府就委托法律顾问找我谈判。结果是:教师工会代表为我争取到一笔可观的赔偿金,还有市政府给我的正式道歉书。由于我的个人投诉揭露了普遍的问题,本市“母语中心”的十八位移民教师立即获得转正,三十几位移民教师获得加薪。
 
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一件令自己得意的事情,我似乎既有勇气又有读懂瑞典法律的能力。但仔细想来,这个胜利与我本人性格能力的关系不是很大,而主要是因为,瑞典这个仁慈的民主法治国家早已制定保护雇员的各种法律,设立了多党制,官方民间都建立了监督机构,使弱势群体在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在本地就能获得多方面的有力援助,并不需要“进京上访”。此外,瑞典人普遍有正义感,我曾得到一些瑞典朋友的真诚支持,为此我深怀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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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中国自学过多门法律课程,但我于1989被判刑三年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中国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之前,几乎没有申诉的可能。从这一点看,我和中国二千万饱受冤屈的的访民,承受了同一种命运。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百访民对习近平说心里话”,看着他们创痛甚深的面孔,我知道,在每一个访民的声音里,都饱含一个家庭、一个村庄或一个企业的希望。但愿有更多的中国人听到他们的诉说,关注他们持久而坚韧的维权抗争
 
《纵览中国》,2017年10月 (瑞典)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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