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下的困兽”她玩颜色——艾晓明的影像追求与水墨游戏

 

有的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样的。翻开艾晓明的个人履历,作为同龄人的笔者不能不感到羡慕。艾晓明是中国文革后的第一位文学女博士,退休前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她所获得的奖项,既有中国的“为了公共利益良知奖”、某年度“最有影响十大人物”之一,也有欧洲有名的人权奖——西蒙·波伏娃奖。

但艾晓明令我敬佩的,不在于她所拥有的这些学位、头衔与奖项,而在于她以其独立、骨气、使命感、自由思想与批判精神,以其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展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罕见的道德形象。

十几年来,艾晓明涉足于公共政治,向人们诉说正义与真实。她手中所持的工具,从文笔到摄影机,再到今天画图的颜色。她义卖画作救助受难者,让我们看到,艺术家和公民运动的情感关联,看到极权政治无法摧毁的人间友爱,这些不仅对个人重要,对追求民主与社会正义同样深具意义。

只要有人呼喊,就不能说是绝境

在刘晓波狱中患病时,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刘晓波的命运与中国民主的绝境》。其大意是,刘晓波的命运令人沮丧地反映出中国民主运动的命运,它诞生于希望之中,却被中国对异见的不宽容所碾碎

中国的历史似乎是按照最荒谬的戏剧情节设计的。早已是21世纪了,但当局的政治打压却越发严酷,就像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所说:“激烈的批评被消灭了,他们再来消灭温和的批评,等到温和的批评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消灭那些保持独立不赞美的人了,……。”风刀霜剑严相逼,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隐身了,不再充满责任感地为社稷思考。

对艾晓明来说,继续拍片已经很困难了,前路障碍重重。她形容自己的处境是“困兽”。“我觉得自己被年龄体力围困,被政治压力围困,也被家庭的义务围困。” 在这三个因素中,政治压力是最大的困扰和障碍。

异议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但犹如困兽的艾晓明仍在缝隙中为人权发声。她知道,发声也许看不到效果,但沉默则是让自己的良心承受更大的屈辱,让中国陷入更大、更深的愚盲和野蛮之中。她为709律师发声,为患病的刘晓波呼吁请愿,……。就像法国思想家班达所指出的:“知识分子的规则是,当全世界在统治者面前屈服的时候,也应该正气凛然地站立在那里,用人类的良知与邪恶对峙。

在一个令人恐惧的黑暗时期,只要还有像艾晓明一样的中国人发出声音,中国民主运动就不能说陷入了绝境。

信仰与社会抗争的方式

记得我曾给 艾晓明提出一个问题:你有宗教信仰吗?我在你这十几年的维权经历中,看到你对这个世界的爱,以及你对女性,对每个个体的关怀。我想知道你的这种爱来自何处。

艾晓明回答说:“我有信仰,我要算一个非典型基督徒。我1999年在美国访问研究时,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受洗。基督的爱和牺牲精神是我内心的榜样,只是我没有实际参与到教会活动里。”

西方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描述也许包括艾晓明这种状态:“做义人就非得要有信仰不可吗?…关键不是信仰,而是做。” 基督教给她信靠和道德律令,使她理解与爱他人,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有多少种人生哲学,就有多少种社会抗争的方式。追溯艾晓明所走过的道路,我看她一路的自我转变。在2003年之前,艾晓明是大学中文系的一个教师,她的文学成果累累,既有长篇自传体小说,有不少文学评论著作,还有一些译作。从2003年介入“孙志刚案”和“黄静案”起,艾晓明走出书斋进入公共生活。

2003年是艾晓明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在为孙志刚呼吁的同时,了解到湖南女教师黄静非正常死亡一案,她开始拿起摄像机。2004年在胡杰的帮助下,她完成了纪录片《天堂花园》。后来,她独自继续往前走,在年过五十后学习操作摄像机和剪辑软件。就如胡杰所说:“她从一个象牙之塔走出去,从女权主义问题,又发现法治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在这一路上奔跑,就是一路上往枪口上撞。

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一些重要事件,成为艾晓明纪录片的主题。如2005年发生在广东番禺的罢免村官事件《太石村》,2008年川震校难系列《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国家的敌人》等五部作品,2010年的乌坎事件《乌坎三日》,有关新公民运动的《新公民案审判》,还有近年完成的《夹边沟祭事》。于此同时,她也是08宪章第一批联署人。从2009年起,她被禁止出境,在去香港的海关被拦截。当局认为她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戏称不拍片,改行“玩颜色

当历史被歪曲被抹杀之时,寻找历史变成一件危险的事情。撞了这个禁区,纪录片导演也变成“国家的敌人”。在云数据监控和社区网格式管理、定点维稳的社会,独立纪录片作家举步维艰。艾晓明告诉我,她的一些纪录片战友已经陆续离境或移民异国。艾未未、黄文海、何杨以及最近举家避难德国的杨伟东,这些都曾是活跃在中国、富有创造力的纪录片导演。

在接到艾未未电话时,艾晓明曾问他:“你还回来吗?”艾未未说:“不回了。”他说的八个字一直在艾晓明心里盘旋:“没有空间,浪费生命。”

艾晓明不断地问自己:如果你注定死在中国,你在死定之前,是不是还在寻找空间,保持创造力?在中国,目前连微信群主都可能因涉足政治被治罪,发布群体事件消息的年轻人也被关进监狱;那么,涉足政治历史和公共事件的纪录片导演,你还能走多远?更不必说,缺乏资金和助手团队;也没有空间公映作品;历史研究怎么做,还要不要继续?

今年,她的历史纪录长片《夹边沟祭事》问世后,警察和校方多次施压。在这种情况下,她戏称从此不拍片,改行玩颜色了。我看到她不时在朋友圈里晒画。国画笔法,风花雪月,表面上似乎在与残酷政治无关。但画如其人,艾晓明正是发挥了水墨的写意精神,将风花雪月元素与个人的政治情怀关联起来,从标题和立意,都投射出强烈个性

她明码标价,并宣布说所有收藏费全部捐赠义人。朋友们因此慷慨解囊,二千一幅的水墨不到半天就被收藏了。这些作品犹如爱心纽带,将公民间的关爱传递到良心犯的家庭。

例如,著名网络作家王五四收藏一幅《鸡年》,立意令人忍俊不禁。苏州一位书法家收藏了艾晓明的墨荷,画面题诗表达了作者的哀痛。《哀囚》是艾晓明有感于燕文薪律师对公民屠夫狱中情形的通报。得知刘晓波保外就医,艾晓明画了这幅《天堂鸟》,此画为一家民间的艺术文件仓库收藏,收藏费捐给了屠夫的家人。

将画作义卖当作纪念品赠送,艾晓明说:“我不专业,画是心意。一位藏家的话深得我心:我们收藏的是历史的细节和人性的温暖!有意私信,情义无价!” 

在无畏者面前就有路

这些因义而生的斑斓水墨色彩,也温暖了遥在北欧的我。我想起阿伦特的格言“经历造人”,试图认识造就艾晓明的时代背景,理解她为何会把纪录片当作“匕首”与“投枪”,思考为什么她会比大多数体制内自由派学者走得更远,其步伐更为坚定。

2015年维权律师王宇被抓、她的儿子包卓轩被禁出国,艾晓明在微信上公开说:“孩子你别怕,大姨我当年也是黑五类。你的世界注定宽广,很多人都关心着你。”在《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一书中,艾晓明曾讲述过她家的遭遇。她的外公唐生智是国民党陆军上将,父亲艾仁宽在文革时曾被打成右派。她书写一家三代在文革中的经历。展现了一幅荒唐、狂热、残酷的乱世镜像。

我们那一代,很多人早年都有类似的“黑五类子女”经历,但有些人不认为那种历史还有什么价值,当年被歧视被侮辱的记忆,早已让位于实用主义者的功利算计。与之不同的是,艾晓明一直在纪录和思考那一段血泪交织的心灵史。

在抗争的路上,艾晓明比前辈知识分子走得更远。今年春,艾晓明当年北师大的恩师兼师兄王富仁先生过世,钱理群先生在回忆王富仁的文章中,讲到王富仁曾在他承受压力时反复告诫他:“你不要再说话了。”怀念恩师,艾晓明和朋友们讨论师长的未竟之志。不要再说话——这是相濡以沫的兄弟情谊,但不能把它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态度。她写道:

“我尊敬的师长,最远就只能走到这儿了。可是,不能走得更远吗?他们的止步之处,便是留给我辈的挑战。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总不能把这句话再作为遗嘱。……当你没有恐惧,他们就恐惧了!可见,在同一个时代,总还是有大勇者,他们把抗争伦理的标杆扛住了!继承师兄的学术思想,并从新的斗士那里汲取勇气吧!”

艾晓明说,在她现在这个年龄,常常会想起一段话,那是鲁迅翻译的《与幼小者》的结尾:“幼小者阿,将不幸而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带在胸中,上人生的行旅去。前途是辽远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无畏者的面前就有路。去罢,奋然的,幼小者呵。”

从年轻一代的抗争看到希望

在荒谬昏暗的现实里,艾晓明的心情有时也会陷入灰暗迷茫。作为曾经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她之前一路走来的维权,被我视为“改良”之路,即没有政治要求,只在中国现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权利得到保障。与很多自由派人士一样,艾晓明曾相信改良渐进会“水滴石穿”。后来她发现,自己连石头在哪都不知道,何谈穿透。

原本体制内的她,居然就偏向了“口炮党”的观点。近年来,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所谓口炮党和改良渐进派的争论不断发生。所谓“推特口炮党”的,原指一群光说不练的人,结果有变革派人士以此自称,使之具有了正面意味。学者莫之许曾总结口炮党与改良派的分歧,说:“改良公知不承认政治反对之于渐进转型的必要,而口炮也不承认社会发育之于变革的必要。”

而长期观察维权运动的艾晓明,则是现实经验中发现:只改良而不终结专制,仅仅呼唤当局宽松开明一些,要实现民主只是“虚假希望”。例如,她曾介入过“孙志刚案”,看到当局在结束了收容遣送之后,黑监狱很快死灰复燃。她曾用镜头纪录的乌坎村,后来被当局秋后算账。据莫之许说,近来随着当局的打压力度增大,改良公知变得消沉,也不再抱着心理期待对“改良”进行合理化论证了。

不管是口炮党还是改良派,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都面临考验和挑战。那么,艾晓明到哪里去寻找超越困境的精神力量呢?她觉得希望在年轻一代。她因此支持女权行动派,支持性少数平等权利运动以及年轻人发起的社会活动。

近日,艾晓明推荐了甄春燕的《甄江华印象》一文,年轻的维权人士甑江华目前已被拘留,尚未见到律师。他的姐姐春燕记述了姐弟俩在底层社会跌跌碰碰的成长。艾晓明说:“因为这样的年轻人存在著,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经验的真实,他们忠于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这就是极权所无能驯服者。”

这位本可安闲享受退休生活的女教授,由于其价值选择和批判立场而走出学院,走进底层真实的生活,去维护那些面容哀伤的人们:失去女儿的母亲,患艾滋病的村民,震灾受难的孩子,被打成右派的老人,系狱的囚徒……。以实际行动和人格操守来完善自我,她也获得了命运的垂青。她的人生,如同她生动画笔下的花卉一样绽放。((瑞典)茉莉《争鸣》,2017年十月号,这是停刊号,该刊走过四十年,从此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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