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感恩的越南船民

 

茉莉:在北欧,我看到曾经历海上惊魂的越南船民长期定居下来,怀着感恩之心勤勉工作,在融合等方面做得不错。

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四

傍晚散步,只走几分钟就到了海边。这是波罗的海北部的一个海湾,越南朋友阿枚就住在海边一座绛红色的公寓里。如果遇上阿枚在家,她会端出越南美食——鸡蛋饼和春卷来招待我们。

阿枚是在九十年代初接受瑞典庇护的越南船民。今天人们似已忘记,亚洲曾爆发过一场空前绝后的越南难民潮,自七十年代起,有近300万人倾家荡产投奔怒海,逃出越南,震撼世界。(题图为越南战争期间难民乘船逃亡场景。

在北欧我欣慰地看到,曾海上惊魂的越南船民长期定居下来,他们怀着感恩之心勤勉工作,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与欧洲人融合等方面,越南难民做得还不错。

 

阿枚的女儿为联合国做义工

从阿枚家的阳台望出去,宁静的海面上有白色的帆船。在这个充满水的地球上,海水都盈盈相通,我因此想象这里的海水连着太平洋。阿枚说,虽然她每天面对大海,但此生不敢再坐船。当年一叶木舟逃难的险情,是她一生难以抹去的梦魇。

像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北越船民一样,阿枚在瑞典做清洁工,但她的女儿读了经济学硕士后,自愿去联合国驻越南的援助机构做义工。据说,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的妻子普莉希拉,其父母也是在七十年代逃亡美国的越南难民,普莉希拉因此再忙也要去学校义务上课。

来自越南的难民孩子学会了西方的的报恩文化,即报恩不一定是回报恩人本人,而是像恩人那样去帮助更多的人。阿枚的女儿学业有成就回越南做义工,她忘不了母亲当年抱着她投海被救的情景。

那是在一场又一场生灵涂灰的战争后,阿枚和丈夫带着女儿登上了一艘陈旧的木板渔船。船上挤满了偷渡者,缺粮也缺水。在强风恶浪里颠簸,不少人掉下船葬身大海。阿枚只能紧紧抱着女儿,祈求菩萨保佑。他们终于逃过一劫,在香港上岸住进了难民营。几年后,他们一家被瑞典接收。

经历过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的越南家庭,较为重视孩子的教育。在阿枚家我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父母对女儿说越南语,女儿听懂了,却以瑞典语回答。在两种文化之间成长起来的孩子,既能接受越南传统的佛教观念,有一颗向善之心,也在欧洲受到现代人权与民主制度的教育。

吸收了两种文化中最好的部分,阿枚的女儿也像普莉希拉一样,尽力回报曾经救助过难民的国际社会。她还用在瑞典打工的收入,资助越南穷亲戚的孩子读书。她知道,如果当年母亲不抱着她冒险乘船,她今天也和那些上不起学的穷孩子是同样的命运。

“政治难民”却不爱谈政治

二十多年前我们一家刚到瑞典时,正是寒冷的冬天。踏着白雪走在小城街上,因为是黑头发的缘故,我们被一位越南人误认为是其同胞了。从那时开始,就经常有越南朋友请我们吃饭,给予我们像同胞一样的友情温暖。

但我却不能和他们谈政治。虽然九十年代初来瑞典的越南人大都是经过甄别的“政治难民”,但实际上,他们大都是来自北越的普通渔民和农夫,对政治没多大兴趣。据他们告诉我,在香港甄别时,他们会对移民官讲受越共迫害的故事。谁的故事说得好,就被批准转送第三国。而那些因水平低讲不好故事的,就给遣送回越南了。

这与美国的情况有点不同。七十年代去美国的越南难民,不少是富有的社会中上层精英。他们以前效忠于南越政府,是“美帝”的盟友,因为恐惧越共到来而仓惶出逃。由于他们的教育程度高,懂英文,在美国生存不难。

美国的南越难民大都持坚定的“反共”立场。在他们集中居住的“小西贡”,到处飘扬着南越政权的国旗。有一次,西敏寺市一家银像制品店挂起了一面越共旗帜和胡志明画像,结果导致了大规模持久的政治抗议。

而我在瑞典遇到的来自北越底层的难民,大都对美国有反感,他们忘不了美国空军对北越的大规模轰炸。记得那时我看美国越战电影《野战排》(Platoon),问他们电影描绘的内容是否真实,他们连连摇头说“不”。

有意思的是,我既不能和北越难民谈美国,也不能和他们谈中国。据说北越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藩属国,越南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多,尤其是饮食文化。在我们小城,不止一个越南人打着“中国餐馆”的招牌开餐馆,其菜肴确实有中国味道。

舌头尖上的口味相似,能够吃在一起,还能用各自的母语同唱“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却不能说越南人喜欢中国。据说越南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大都是“抗华英雄”。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我在国内曾以文教人身份去慰问烈士家属,知道中国士兵牺牲惨重。现在越南人对我一口咬定,说那场战争是“中国侵略越南”,令我哑然。

从事蓝领工作,保持家乡传统

在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家,个人政治立场如何,“亲共”还是“反共”,都无关紧要,所以这里的南北越难民不会因政见而冲突。当年,瑞典左派社民党政府曾公开反对美国介入越战。1968年2月,在斯德哥尔摩反战游行队伍里,瑞典教育大臣帕尔梅(后任首相)居然与越共驻莫斯科大使肩并肩行进。这令美国总统尼克松大为震怒。

不管美国人是否生气,喜欢在国际纷争中扮演和事佬角色的瑞典,在调解无效后,大声呼唤在越南作战的美国大兵放下屠刀。当时有一两千名美国逃兵在听到呼唤后,逃出血腥战场,到瑞典定居下来。

至于很多申请政治庇护的北越人其实是“经济难民”,这一点瑞典人心知肚明。但他们认为,那场战争过于惨烈,人民的苦难太过深重,只要能跑出来的难民,不管怎样瑞典都应该善待他们。

越南船民也没有辜负瑞典人的好心。就我所看到的,这里的越南人大都从事蓝领工作,如清洁工、护理员和搬运工等,或者开餐馆和理发店。去美国的越南精英能够参选议员,文化精英创办越南文化中心与越南语媒体,很遗憾,这样的盛况我在瑞典没有见到。

不管这里的越南人在政治上如何边缘化,瑞典确实需要这一类蓝领工人。与传统中国人相似,越南人大都吃苦耐劳,俭朴实在,越南女性尤为温和能干。我认识几位在老人院工作的越南女性,由于有亚洲人尊老敬老之传统,身材小巧,做事手脚利索,她们比高大的瑞典人工作更出色。

尽管坚持说中国“侵略”了他们越南,但这边的越南朋友对我们非常友好,善于生存的他们,教我们怎么在北欧保持亚洲的饮食传统,节俭过好小日子。例如,用瑞典商店出售的柠檬汁打豆腐,送我们他们在阳台上栽种的亚洲蔬菜,教我们海上钓鱼,还教我们理发与烫发。我这家庭理发员一当,就是二十余年。

这可不是中越两国政府所说的的革命同志友谊,而是异乡遇到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当年很多越南船民在海上漂泊时,曾因风暴或断粮断水,被迫在中国海岸停靠,一些善良的中国人向他们伸出援手,送给他们饮水与食物,这些恩情他们都铭记在心。为此,我也对当年曾帮助过越南船民的中国同胞心怀谢意。

(茉莉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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