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政治轉型與突破



中共十九大開幕,面對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前景,爭取兩岸統一,為習近平可能延任作出鋪墊。社會公正、政府廉潔和反貪,呼籲制度創新。各方期待著公義﹑寬容﹑繁華的新中國。

世界矚目的中共十九大在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八日拉開序幕。這是中國共產黨自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代表大會,意義甚至超過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一九八二年的中共十二大。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次決定中國未來轉型的關鍵會議,也是習近平總結上任五年以來的政績,鞏固權力,為可能延任五年或十年作出鋪墊,也將見證中國綜合國力躍升至歷史的最高峰,在二十大之前,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在創新能力方面,領先全球,開創國際權力的新秩序。

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二大等黨代表大會只是消極地擺脫馬列毛教條,探索如何進入全球化體系,而今天的十九大則是積極地提出了中國夢的發展願景,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與全球密切地聯繫起來,尤其在美國單邊主義上升﹑廢除巴黎氣候協議後,中國更將成為新的世界領袖。

同時,十九大也是北京要面對台灣走向實質台獨的局面,是否要在二零二一年中共建黨一百週年之前,啟動「武力統一」,實現中國統一的美夢,讓習近平的中國夢不會成為空談。

十九大被視為習近平時代的正式開始。習近平的「核心」及「統帥」地位得到了全黨的確認,習近平理論或思想將被定位成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並駕齊驅的中共「指導思想」,也是習近平帶領中國躍升為「世界領袖」的時代之開啟。

紛紛擾擾的「郭文貴爆料」,及「隔代指定」的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突然落馬,導致國際社會議論紛紛,十九大常委人選成為各大媒體競相猜測的謎題,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進退成為輿論衡量習近平時代是否順利開啟的「關鍵」。

習近平、王岐山聯手反腐,不但在五年中讓多達二百多名副部級以上的官員落馬,包括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蘇榮、孫政才等,而且還突破了「刑不上常委」、「隔代指定黨政接班人」等不成文的「政治規矩」,這種「風暴式」的反腐雖被質疑是「選擇性辦案」和「權力鬥爭」,但在廣大民眾中挽回了中共執政的「正當性」形象。同樣,「唯一核心」等提法讓輿論有「個人崇拜回潮」等批評聲音,但習近平在黨內和全國民眾中確立了自毛澤東以後無人企及的領袖地位,也正在成為自鄧小平之後罕見的「政治強人」,威權主義治國的「效率」與歐美國家的治理混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模式」的正面評價也與日俱增。

過去五年,中國正面與負面的發展讓全球中國人又喜又憂。中國經濟飆升,平均每年的增長率上升逾百分之六點五;中國成為全球高鐵、高速公路、橋樑與隧道里數最多的國家;被西方視為中國「新四大發明」:高鐵、移動支付、無遠弗屆的網購、共享單車等,都讓全球驚艷。但另一方面,言論自由的壓縮,法治進展的緩慢,底層農民工淪為「二等公民」與留守兒童的問題仍待解決。社會正義轉型的滯後,不患寡而患不均。

以往,人們可以用黨內貪腐勢力積重難返、各個利益集團阻攔改革、黨內元老「婆婆」太多等理由為習李體制開脫緩頰。但是,十九大以後這些說辭恐怕再難以使用。因為習近平時代的開啟,預示著無論在人事安排(包括常委和政治局人選)和政策制定層面,都已經是「習團隊」說了算。

習近平經濟的思路與特朗普的「美國第一」大異其趣,不但可以使中國成為推動全球化繼續發展的世界級領袖,也讓「中國威脅論」大幅降溫。不過,在朝鮮核危機處理和兩岸和平的維持上,北京面對重大挑戰,稍有不慎,就會面臨戰爭危機,這就需要北京與華盛頓緊密合作。中國推遲英國首相訪華行程,在十九大後專注接待特朗普首次訪華,就是對十九大後外交政策的第一場考驗。

關鍵是制度創新,如何落實權力制衡,避免權力尋租現象。社會公正、政府廉潔和反貪,是習近平時代治黨治國的最重要課題。十九大後,通過修憲建立獨立於國務院之外的國家監察委,勢在必行,如此才能落實王岐山講的從「不敢貪,到不能貪,再到不想貪」的目標。

中國要成為世界的領袖,必須進行社會正義轉型。王岐山強調重視社會公正,並推薦大家閱讀哈佛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al)《公正》(Justice)一書。溫家寶就說過,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習近平在二零一七年新年賀詞就強調:「積極推進依法治國,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全力促進司法公正、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十九大是習近平時代的開局號角,中國和世界都在期待一個公義、祥和、寬容、仁慈、繁華的新中國。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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