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君子,数胡适

中国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人格,便是君子(其反面为小人)。何为君子?君子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做君子?若求答案,毫无疑问,胡适是一个标杆。

陈丹青说胡适:“完全是学者相,完全是君子相。”唐德刚说胡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罗尔纲说胡适:“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钱锺书说胡适:“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开盖头,发现新娘竟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他立马奋身奔出洞房,五天后离家出走。郭沫若说:“隔着口袋买猫,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张琼华独守空房68年,一生无子女。

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从家中出走,去了日本。鲁迅说:“她不是我的太太,只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1926年,鲁迅赴上海与许广平同居。朱安独守空房41年,一生无子女。

胡适13岁时,母亲便做主给他定了婚。订婚后15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谋面。胡适内心也曾抗拒过、疑虑过、矛盾过,但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而没有推翻婚事。“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1917年,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胡适迎娶了江冬秀。史学家唐德刚说:“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婚后,胡适写了一首诗自我宽解: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这便是胡适——言而有信,行而有义。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没想到留学期间,经费用尽,生活断炊。走投无路的他,只好求助于北大胡适。“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他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后学成回国,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蒋校长感到意外:“哪两千块钱?”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而且这件事,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胡适资助的不仅只有林语堂,还有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沈从文、季羡林、千家驹等一众才子。他不仅仅资助才子,也资助贩夫走卒。因为胡适交友从不论贫富贵贱。一次,卖烧饼的袁瓞来胡适家闲聊。胡适说:“我喜欢游泳,可鼻孔长了小瘤,呼吸不便。”袁瓞说:“好巧,我鼻孔也长了一瘤,恐是鼻癌。”胡适立即提笔写了封信,让袁瓞交给台大医院院长。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费用由我负担。”当年之民国,很流行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之仗义疏财,由此可见一斑。有一年,大学者陈之藩寄支票感谢胡适:他留学美国时受过胡适400美元的资助。胡适回信说:“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陈之藩后来说:“我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一次,黄侃在讲课中举例说: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胡适的回击也令人叫绝。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但胡适说:“我的白话文电文就5个字:干不了,谢谢。”学生们纷纷叹服。胡适倡导白话文,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但胡适回击总是温文尔雅,从不进行人身攻击。羽戈说:“你看他,哪怕与政敌论战,都是和风细雨,平心静气,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更不必说粗口了。”

1948年,胡适被迫离开北京时,留在寓所的物品中有500多封信件。往来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主要领袖、军政要人以及社会名流。胡适虽然朋友遍天下,但从来不曾丧失立场——既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加入共产党。

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鲁迅与胡适交恶。此后,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面对鲁迅痛骂,胡适从不应战。而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胡适就会大力推荐,比如鲁迅的《随感录》。胡适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1936年,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胡适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鲁迅死后,胡适从没发过一句恶声。当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胡适“慨予俯允”,立马出面推荐,并担任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诛心是人类的通病,祸延千年,勿论中西。能做到胡适般“恶而知其美”者,有几人哉?

1936年,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去世,胡适撰文纪念他时说了一件事:丁文江打牌,把输赢看得太重,当他手握好牌,手心便会出汗,因此常被胡适等朋友取笑。罗文干说丁文江:“看钱太重,有寒伧气。”但胡适则反思——“及今思之,在君自从留学回来,担负一个大家庭的求学经费,有时候每年担负到三千元之多,超过他的收入的一半。他从无怨言,也从不欠债;宁可抛弃他的学术生活去替人办煤矿,他不肯用一个不正当的钱。这正是他严格的科学化的生活规律不可及之处。我们嘲笑他,其实是我们穷书生而有阔少爷的脾气。”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是胡适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

有一次,他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耿云志说:“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

李敖写了《播种者胡适》一文,充分肯定胡适对国家、民族的贡献。胡适读罢此文后,给李敖写了一封信:“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蛋吃’,其实我不会‘买菜做饭’。”“说我‘退回政府送的6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从来没有送我6万美金的事。”“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信中指出的错误,全是给胡适贴金的。

1937年,罗尔纲赶时髦,出版了《太平天国史纲》一书。《书人杂志》将其选入“中国最新十部佳著”。胡适读后,当面批评罗尔纲:“做书不可学时髦。”“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之乱,让中国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你却只字未提,这样盲从做史是不对的。”正因胡适的耳提面命,罗尔纲后终成著名历史学家。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治学之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所以胡适觉得应该“大胆的假设”,不大胆地假设、怀疑,就不会有进步和创新。但大胆假设、怀疑之后,应该“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

史学家顾颉刚说:“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这种治学方法,也被胡适运用于做人做事中。所以他从来不站队、不妄议、不盲从,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

1952年,胡适应邀到台湾讲学,他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当时的台湾,连钱穆都没胆这么说。1954年,台湾召开“国民大会”,商议改选“总统”、“副总统”,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胡适拒不接受:“我有心脏病,连保险公司都不愿保我的寿险,怎能挑起总统这副担子?”有人问:“如果你真被提名甚至当选时怎么办?”胡适答:“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1958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蒋介石提出明确要求:“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蒋介石讲完后,胡适站起来,一开口就说:“总统,你错了。”然后逐条驳斥蒋介石,说学术与政治无关。

学者王元化说:“我这辈子,最欣赏胡适这句话。君子之本,知行合一”

1962年2月24日,一场庆祝酒会上。胡适发表即席演讲,不料讲到一半,突然心脏病猝发,倒地而亡。

李敖说:“40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

作者:读史,宽庭微信号 Kuanting_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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