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民權血淚史啟示



張方遠

台灣觀眾看完韓片《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把光州事件類比為二二八;再看新書《獄中十九年》,當明白片中抗爭者為何被稱為「共產鬼子」。

以一九八零年「光州事件」為背景的韓國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港譯《逆權司機》)在台熱映,票房已經突破新台幣千萬元(折合約三十三萬美元)。電影講述一名首爾計程車司機為了賺取高額報酬,載著德國記者突破重圍,前往光州實地採訪抗爭運動,從而捲起袖管走進對抗鎮壓部隊的行列。

歷史題材的電影能在商業邏輯的主流市場中異軍突起,甚至在反韓情緒瀰漫的台灣社會賺取觀眾熱淚,或許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這部作品的成功之處。首先電影跳脫出好萊塢習以為常的救世英雄框架,以計程車司機的市井小民視角,去詮釋光州另一群市井小民風起雲湧的行動。其中一幕是車子停在紅燈前面,計程車司機陷入天人交戰——要拿著已經賺入口袋的車資,回到首爾與女兒享受天倫之樂?還是駛回光州完成載客使命,並與同胞揭竿而起?這個選擇難題無疑讓觀眾感同身受。而不斷在電影中出現的元素「鞋子」——散落在鎮壓現場受難者的鞋子、主角替抗爭青年遺體穿回掉在一旁的鞋子,以及買給成長中女兒的新鞋,無不在召喚觀眾生命經驗裏最為素樸的情感。

另一個方面則是電影將歷史事件巧妙地融入進當代的民主與人權敘事之中,軍事獨裁與人民反抗的二元張力不斷撞擊著觀眾對於歷史的認識與想像,彷彿置身於一九八零年的光州。正因如此,許多看完電影的台灣觀眾紛紛把光州事件類比為「二二八」事件,並得出民主得之不易等等的結論。在普世價值的認知之下,「民主」與「反共」被劃上等號,但是同感、同情影片中抗爭者的觀眾,卻又要如何去理解殺紅眼的軍人揮舞著棍棒,口中憤怒地咒罵抗爭者為「共產鬼子」?

電影畢竟不是史書,《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確實難以向韓國以外的觀眾交代清楚「共產鬼子」的意義。就在電影熱播之際,台灣人間出版社推出了韓國政治犯徐勝的回憶錄《獄中十九年》,於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了新書發表暨座談會。除了作者徐勝外,還有投入韓國歷史正義運動的宋基寅神父、以光州抗爭為主題的版畫家洪成潭等人與會。

徐勝的遭遇,可以說明《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片中鎮壓部隊為何稱抗爭者為「共產鬼子」。現為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的徐勝是出生在日本的韓僑,大學畢業後回到韓國;一九七一年在首爾即將擔任助教前夕,與胞弟徐俊植被韓國陸軍保安司令部指控為北朝鮮間諜網首要分子。徐勝一審被判死刑,審訊期間自焚昏迷一個多月,後改判無期徒刑。

《獄中十九年》書中,徐勝強調了他「在民族分裂夾縫中被囚,徘徊在生死邊緣」,最大的主因在於一九四五年後南北朝鮮分裂,李承晚建立了軍事獨裁政權,其後的朴正熙、全斗煥一脈相承,在美國的保護之下,透過各種情報機關舉起「反共」大旗,做為「打倒政敵將獨裁和永久執政正當化的最佳武器」。一九八零年代韓國民主化浪潮最為激烈的期間,徐勝在獄中同樣艱苦地進行著拒絕轉向的思想鬥爭。回顧這段經歷,他認為現在的韓國並不算是完全的民主化,南北韓的分斷將歷史矛盾延續至今,《國家保安法》尚未廢除,說明了人民的處境並沒有轉變。

解讀朝鮮與台海兩岸

《獄中十九年》譯者臧汝興稱徐勝是「最了解台灣的韓國人」,原因在於徐勝以歷史的視野來解讀朝鮮與台海兩岸的民族分裂與分斷體制,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的本質。由此回過頭來看光州事件,按韓國歷史學家姜萬吉的研究,全斗煥是在美國的授意之下出兵鎮壓,一方面使得全斗煥政權躍上枱面,另一方面則擴大了韓國民間的反美運動,民主化與民族統一運動也進一步合流取得進展。因此,韓國的民主是在西方強權插手所導致的分斷局面中,痛苦卻堅強地爭取而來的。

台灣繫獄時間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經由徐勝兄弟的境遇,總結出韓國的民運基本是大眾路線而非精英主義,《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將此一特點表露無疑。台灣工運現場耳熟能詳的《勞動者戰歌》就是改編自《光州抗暴紀念歌》,東亞人民的命運就這樣聯繫了起來。看過《我》片的觀眾不妨再閱讀徐勝獻給台灣年輕人的《獄中十九年》,應能從書中得到啟發,對於歷史不再麻木,有所警惕。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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