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片《計程車司機》拍出反政府示威歷史:兩岸三地可能嗎?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劇照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成為韓國2017年最賣座電影。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香港譯《逆權司機》,未正式上映的中國大陸譯為《出租車司機》,以下簡稱《我》片)八月初在韓國上映,觀影人次在一個月多月內衝破1200萬,相當於韓國總人口數的五分之一。不僅成為2017年韓國票房冠軍,也將代表韓國角逐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

電影以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真人真事改編,男主角金四福(Kim Sa-Bok)是一名在首爾獨立撫養女兒的計程車司機,他原本看不慣「整天示威不務正業」的學生運動,但為了十萬韓圓的報酬,他載德國記者彼得(Peter)進入已被政府封鎖的光州,金四福也在親眼目睹抗爭後同情民眾,進而幫助彼得完成採訪任務。

兩岸三地反應熱烈

《我》片9月初在台灣上映首周票房即破千萬新台幣,《逆權司機》9月中旬在香港上映至今,票房也不俗。

《我》片在中國大陸沒有正式上映,但透過不同渠道觀看的網民紛紛發表心得,不少評論明指暗喻六四天安門事件,也有網民問:「中國何時能拍出一部講天安門事件的電影?」該片在滿分10分的豆瓣電影評分得到9.1分,但周三(10月3日)豆瓣電影關於《出租車司機》的條目和評論全被刪除。

光州事件

光州事件民眾與軍方衝突
光州事件民眾與軍方衝突,最後軍方以武力優勢清場。

透過政變上台的軍人朴正熙於1979年被暗殺,結束18年獨裁統治。韓國被壓制的民主呼聲再次高漲。但朴正熙遇刺後留下的全力真空很快又落到軍人全斗煥手上。

1980年5月18日至27日,韓國南部全羅南道的光州市市民自發抗議,要求民主化。全斗煥封鎖光州、派空降部隊和坦克車鎮壓平民及學生,抗爭後期民眾武裝反抗,但終究不敵軍方。

政府控制媒體,將示威者標籤為暴民、朝鮮間諜或共產黨。事件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確切傷亡人數未有定論。

全斗煥於同年9月就任總統,持續高壓專制統治,外國媒體對光州事件的報道也被政府撕除。在民意強烈要求下,1995年金泳三總統執政期間,國會通過特別法,光州事件受害者在1996年得到平反。

當時下令鎮壓的兩名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及十多名軍事將領,被以叛亂罪與內亂罪、集體屠殺罪判刑。

中港台有可能嗎?

中國電影《戰狼2》。
中國電影《戰狼2》今年7月上映一周內就創下16億人民幣的票房紀錄。

用本土題材講本土議題,在中國大陸可能沒有人有勇氣拍,但還是有空間用韓國電影反思中國大陸,「韓國政治電影和中港台發生的事也可以有共鳴,」研究韓國流行文化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助理講師鐘樂偉對BBC中文分析。

香港影評人家明對BBC中文說:「(中國大陸)一定要政治氣氛不同了,甚至政黨輪替,有了民主選舉,政權受到民眾及媒體監督,才有機會拍這種政治禁忌題材的電影。」

家明不否認《我》片也有propaganda(政治宣傳)的成份在──電影中淡化光州民眾暴力抗爭、擁槍的史實,將抗爭「浪漫化」──但「始終是個言論開放的社會,電影可以公開被評論,」家明認為這就是韓國政治片和中國《戰狼》一類的政治電影不同之處。

由
由「十年電影工作室」獨立製作的電影《十年》獲得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

家明認為香港有機會做出《我》片一類的政治片,因為2000年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合拍片越來越多,香港有一批觀眾不滿意合拍片「講的不是香港故事」。

去年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政治電影《十年》,「雖然拍攝水平沒達標,但創造了一個市場,反映觀眾想看與香港有關、甚至反映自己心聲的故事,」家明說。

但家明也點出香港的困難之處──就算導演自己不去中國大陸拍電影,但投資公司、或是合作的電影人都有可能在大陸工作,比起台灣,香港電影人有更多顧忌。

《超級大國民》劇照。
《超級大國民》說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人生故事。

台灣與韓國的民主化歷程相似,被譽為經典的政治電影是1989年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以及1995年萬仁導演,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超級大國民》。

台灣電影沉寂過一段時間,2008年因本土題材的《海角七號》再度帶起「國片」熱潮,在一些電影中能看到野百合學運、太陽花學運的片段,但以政治歷史事件為主題的片仍不多見。

萬仁對BBC中文回憶拍攝《超級大國民》時遇到的困難──因為台灣對政治電影有禁忌,難以籌到資金,他不得不拿自己的房子去抵押。

萬仁表示,自己已經為了拍台灣二二八事件的電影籌備十多年,但最大的困境是片商認為政治片不賣錢、或考量到中國市場而不願意投資。身為導演,不管是哪一個政黨的資金,只要是「政策片」,他都不可能接受。

雖然籌備時間長,但萬仁的態度仍正面樂觀,他認為近年來越來越多史料公諸於世,會為電影提供更堅實的事實基礎來面對「歪曲史實」的批評。

再加上《我》片在台灣熱賣,片商對政治片的看法可能會改觀,「也許是政治片的一線生機,」萬仁說。

韓國為何能拍出賣座政治片?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劇照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片中的德國記者進入被政府封鎖的光州採訪。

「韓國因為朴槿惠的醜聞,社會氣氛不同了。民眾會覺得,對政府不滿就要表態,要修正歪風、反省獨裁統治。」鐘樂偉對BBC中文說。

朴槿惠是朴正熙的女兒,政治傾向上被認為是保守派。她在任期間,強推國家統一編定版本的歷史教科書,引發抗議。批評者認為國編版淡化獨裁政權壓治民主化運動的行為。

鐘樂偉分析,《我》片除了劇本本身感人之外,社會氛圍也是吸引觀眾進入戲院的一大因素。

電影中,單親爸爸金四福為了女兒不惜冒險的形像感動許多觀眾。
電影中,單親爸爸金四福為了女兒不惜冒險的形像感動許多觀眾。

鐘樂偉進一步說,韓國是個「泛政治化」的社會,韓國民眾不會抗拒以歷史、社會事件為題材的電影,一些社會案件──例如光州聽障學校學生集體被性侵案拍成《熔爐》、華城連環殺人事件拍成《殺人回憶》──因拍成電影而廣為人知,甚至促成案件的重審、修法。

人權律師出身的現任總統文在寅也出席《我》片放映。鐘樂偉認為,如果《我》片在朴槿惠在任時上映,「也許會遇到一些麻煩」。

韓國民眾在2016年11月連續幾周舉行大型示威,要求總統朴槿惠下台。
韓國民眾在2016年11月連續幾周舉行大型示威,要求總統朴槿惠下台。

韓國民眾自2016年年底,連續幾周舉行集會,要求朴槿惠下台,集會人數最高達到170萬人,是1980年代韓國爭取民主化運動以來最大規模政治集會。

在台灣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開設「韓國轉型正義電影評析」的兼任講師朱立熙對BBC中文說,正是這股民氣,造就了《我》片的超高票房。

「民主化造就韓流」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任內取消電影審查制度。

「要是沒有民主化就沒有韓流,」同時也是高雄市人權委員會委員的朱立熙對BBC中文說。

1997年,出身反對黨,在專制時代是政治犯的金大中,經由民主投票成為韓國總統,韓國第一次政黨輪替,被視為「真正落實民主化」。

1998年,金大中廢除電影審查制度,並希望藉由文化來改變韓國的國際形像,因此孕育了「韓流」。

2016年韓片《屍速列車》(香港譯《屍殺列車》,中國譯《釜山行》)韓國破千萬觀影人次,海外也熱賣。
2016年韓片《屍速列車》(香港譯《屍殺列車》,中國譯《釜山行》)韓國破千萬觀影人次,海外也熱賣。

韓國電影界從專制時代有一幫「敢言」人士打破禁忌發聲,到民主化之後,電影界體認到創作自由讓韓國電影享有國際能見度,因此儘管政府間接打壓,韓國電影業依然蓬勃發展。

「朴槿惠時代對電影圈的控制很大,他們就更去拍,用電影去控訴。所以過去九年,政治電影更蓬勃。」鐘樂偉說。

自由派政府金大中、盧武鉉主政期間,政府對電影的限制較少。

保守派總統李明博、朴槿惠在任期間,雖然不能直接審查電影內容,但政府會從資金上施壓。韓國戲院多由大財團掌控,親政府的財團也會限制敏感電影的上映場次。

圖為2014年世越號船難搜救照片。
圖為2014年世越號船難搜救照片。2015年政府對播放世越號紀錄片的釜山電影節施壓,雖然最後紀錄片放映,但隔年電影節預算被大幅刪減,電影界於是抵制2016年釜山電影節。

世越號船難後,批評政府處理失當的演藝人員,被朴槿惠政府列入「黑名單」,指示政府對於名單上九千多人的拍攝援助和資金申請給予「不利待遇」。

《我》片飾演計程車司機的男主角宋康昊,因批評世越號及過往演出有關盧武鉉的電影而名列黑名單。

司機最後怎麼了?

飾演司機金四福的韓國
飾演司機金四福的韓國「國民影帝」宋康昊(圖左),飾演光州學生的柳俊烈(圖中),飾演記者彼得的托馬斯·克萊徹曼(Thomas Kretschmann,圖右)。

欣茨佩特在光州的衣冠冢。
欣茨佩特在光州的衣冠冢至今仍有人前來致意。

《我》片德國記者彼得的原型是朱爾根‧欣茨佩特(Jürgen Hinzpeter),他的第一手採訪讓光州事件在西方世界曝光,光州市為他建了紀念碑。他在2016年去世,依照他的遺願,在光州葬有他的衣冠冢。

欣茨佩特在光州事件後一直尋找司機「金四福」,但「金四福」似乎是個假名。欣茨佩特終其一生沒能與他重逢。

由於遍尋不著金四福,《我》片中的金四福的家庭故事是虛構的。《我》片上映後,自稱是金四福兒子的人現身,他拿出父親與欣茨佩特的合影證明身份。

但他說「金四福」已經因為肝癌在1984年過世。

劉子維 BBC中文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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