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地位的危機與21世紀面臨的挑戰



梁京

特朗普的東亞之行一方面凸顯了美國霸權地位衰弱這一無可爭議的事實,同時也刺激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美國霸權的衰落,究竟對21世紀的全球秩序意味著什麼?

如果美國霸權的衰弱意味著另一個信仰普世價值的大國崛起,那麼,正如當年美國取代英國的霸權地位一樣,世界秩序的進步走向並不會因此而改變。事實上,正因為美國霸權的興起,粉碎了德日法西斯的稱霸野心,把全球的進步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儘管其間發生了可能毀滅人類的冷戰,但從整體看,二戰後人類對平等和自由的價值追求,始終得到了美國霸權的鼓勵和支援。

但這一次不同了,因為最有可能取代美國霸權地位的是中國,而中國的主流精英乃至相當多的人口,包括不少所謂“低端人口”,並不認為自由和平等的價值與自己有切身利害關係。恰恰相反,他們相信美國宣揚的所謂普世價值,只對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有利,因而對中國不利。更麻煩的是,連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認為政治正確的普世價值,並不符合美國的民族利益,而他的這個理念,得到了相當多美國所謂“forgotten men”、也就是美國的所謂“低端人口”的支持。

也就是說,自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人類的進步事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包括美國在內、主導全球秩序的大國領導人,都是反對“普世價值”的強人。而即使特朗普下台,美國也未必能扮演人類進步事業中流砥柱這一關鍵角色,因為美國的主流價值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內部挑戰。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格局?我的理解是,幾個世紀以來平等和自由理想在全球的傳播,一直以革命和戰爭為重要手段,推動社會變革,提升了各國的社會流動性。更多人因此相信,進步事業會給自己和後代帶來發展機會。但這一輪的全球化以及伴隨的技術革命,則大大提高了革命和戰爭的門檻,從而有助於跨國的有產階級聯盟,不利於各國分別推動關乎後代根本利益的變革。結果是,幾乎所有國家都遭遇到社會流動性下降的困境。社會流動性下降,是社會危機深化最重要的指標,也是導致惡性社會衝突、底層主導的革命乃至戰爭最重大的原因。

我支持這樣一種判斷,打破進步事業的這一困境,有賴一場由大國自覺啟動的中產革命,因為中產階級主導的革命最有利於在平等和自由之間實現理性的平衡。如果中國能扮演這個角色,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最為理想,但我不大相信,習近平在鞏固自己的權力之後會這樣做,因為這樣對維繫中國的一黨專政,風險太大,而且習近平並無這樣的思想和經驗基礎。更重要的是,習近平認識到美國的內部危機,給他維繫個人權力和一黨專制提供了機會。這一次特朗普首次訪華感覺良好,就是因為兩人在對抗進步事業方面心有靈犀。習近平的兩千億大單,不是買好美國,而是買好特朗普,買好美國的權勢階層和支持狹隘民族利益的選民。

有人會問,習近平支持特朗普,對中國有什麼不好?這難道不是中美雙贏的選擇嗎?這不是有利中國繼續開放,避免中國走毛左的邪路嗎?我的回應是,如果這樣的交易換來的是更多美國人放棄支持中國和世界進步事業的一貫立場,那麼,這不僅對美國還是世界的未來,都沒有什麼好處。

自由亞洲電台(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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