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三粒壮阳药:明君、大侠和廉吏

早已过了为廉价言论煽动、为无端谣言蛊惑的年龄,然还是被最近的气氛所震惊,然所有言论皆为积怨甚深之民意,所有谣言皆可成为遥遥领先之预言。

自古以来,中国人治愈悲伤的办法,就是找到三粒壮阳神药:明君、大侠和廉吏。

你打开电视,成堆的清官戏、武侠戏。现实中没有正义,就靠文艺节目来弥补。小民们天天看明君,天天看清官,哪怕生活在最底层,哪怕成天被人欺负,他也会觉得生活充满着阳光。

中国的上层阶级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人负责割小民的肉,有人负责打麻药。电视就是负责打麻药的。

不知谁人所写:满朝文武持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不知谁人所编:最近得了一怪病,每每看电视新闻,出来一个高官,就想反腐何时能把他拿下?出来一个将军,就想他家有几吨人民币?出来个女官员,就琢磨她又和谁通奸了?
好不容易出来个道晚安的女主持人,就联想到她一会儿去找那个高官?

今日陶醉某大会,明日热议明星绯闻,江湖有言:“宁教人嫖,不教人赌;宁教人赌,不教人抽。”

抽之恶,在于薰然上瘾,抽之妙,在于不能自拔。

口号之所以麻醉人,在于中间有一个无以具体化的许诺。话说多了,自己也会信以为真;话听多了,别人自然三人成虎。

到底因为制度如此,官员才如此,还是因为官员如此,制度才如此?

于人于国,道理总是一样的。政府打肿脸充胖子,说自己有三个自信,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百姓打肿脸充胖子,说自己有三本经,道德经易经黄帝内经,已穷尽宇宙真理。

到底因为人民如此,国才如此,还是因为国如此,人民才如此?

东方文化持性善说,蒋介石有天花乱坠言:

    “我们文化传统,认为人生本善,人性实根于自然之良知,真理与美德,故其所表现于我民族文化者,厥为至真、至善、至美、大智、大仁、大勇;其所见之于行为者,则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老、育幼、讲信、修睦、选贤、与能;内而诚正修齐、外而协和万邦、万邦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西方文化恰相反,好人坏人,只是表象,人人皆存原罪,只要遇到合适土壤、合宜环境,便会生出罪之花来。

而好的制度,抑制罪恶生长,坏的制度,诱发罪恶滋生。

相信性善说者,寻找明君与清官,相信性恶说者,寻求制度作保障。

本性贪婪,却要使之正行无私,而无持衡强力之监督,大致不可能实现,制度设计定有缺陷。一人如此,一国亦然。

制度设计缺陷者,必是官位越高、人格越存疑之结局。

依靠官员而非制度的社会,官员之职责至重,而社会之寄希望于官员者亦至高。官员如此不堪,可想社会失望之深,惟有自身速速堕落下去,赶上落伍之步伐,方为心理之补偿。

一双新鞋,刚穿时很在意蹭上的那点脏,久之,纵使被踩一脚,也懒得低头。星光堕水白于月,树色粘云暗似山,暗淡极了。就这么暗淡了几千年。

鲁迅有文《流氓的变迁》,从侠谈起,至强盗,至流氓,至“革命文学家”,笔墨虽简,却清晰勾勒了流氓史的千年暗淡脉络:

    “……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谈《水浒传》)

这段话的落脚点,最精辟的自然在最后一句。

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使反对者沦为奴才;

又或者,也许反对者本来便深具奴性,生在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才导致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企图经由造反,通往“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是谓“杀人放火受招安”。

那既反贪官,又反皇帝,会如何?

《水浒传》的李逵便是个连皇帝也反的主儿,动辄高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

那么,夺了鸟位之后呢?

“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

他们治国,未必能好过赵官家,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丘之貉。

老话说:换汤不换药。

按鲁迅的说法,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使贪官成为皇帝的替罪羊;

“只反皇帝,不反制度”,使皇帝成为制度的替罪羊。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奴才;

“只反皇帝,不反制度”,如李逵,则是大盗。

这个大盗,不是一般的草莽绿林,而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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