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鼓勵投機?

吳惠林 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塞勒(Richard H. Thaler),理由是「塞勒在個人決策的經濟學和心理學分析建立橋梁、作了貢獻」,而塞勒的實證發現和理論上的洞見,有助於創造嶄新且快速發展的行為學領域,對於經濟研究和政策層面帶來深遠影響。

塞勒是「行為經濟學先驅」,他將心理學的現實假設融入經濟學的決策分析中,他的行為經濟學可歸納為三大方面:一是「有限理性」,即凡人做決策時往往不會考慮所有可能的選項和長遠後果,發展出一套「心理會計」來簡化財務決策,並以「損失意識」和「稟賦效應」來解釋人們為何在擁有某種東西時,會比他們在未擁有之前,更看重這個東西的價值。二是「社會偏好」,亦即人們做決定不會只顧自己,也會考慮是否公平和其他人的福祉。三是「缺乏自制力」,即人們縱然知道某件事長遠對自己是好的,但因抵擋不了眼前誘惑而沒做,塞勒運用一套「規劃者─執行者模型」,來說明如何分析人的自我控制問題,該模型與當前心理學者和神經學者所用的架構類似,用來描述長期規劃和短期行為之間的內部矛盾。

以非理性解析行為

這位新科諾獎得主以「人是非理性」來解析人的行為,應用層面極廣,尤其在投資方面,他也身體力行親自操盤股市,也開辦資產管理公司,不但讓經濟學更有人性,也讓經濟學下凡到現實世界,確實有成就,也具實用性。但是,以「諾貝爾獎加身」是否合適卻很值得商榷,一來助長塞勒的投資理財業務,二來助長金融投資(機)行為,也就是助長投資理財風氣,三來原本已蓬勃發展的財務金融學門又獲得推波助瀾之力。

關於第二、三點質疑,當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三位財務金融學者時,我就公開提出過,當1997年諾獎再頒給兩位財務學者時,我再加上第一點質疑,而2013年又頒給財務金融學者時,又提出反思,並特別指出1998年當亞洲金融風暴熾熱時,1997年兩位得獎者合組的「長期資產管理公司」竟面臨倒閉危機而引發非議,並使諾貝爾經濟學獎蒙塵,同時指出2008年下半年全球淹沒於金融海嘯中,禍源就是衍生性金融,於是「回歸無趣的金融體系和緊守貨幣為交易媒介,只承認狹義貨幣,金融機構只擔任資金橋梁角色」是非常必要的。

關鍵在於道德沉淪

由1990年開始,隔了7年、16年、4年再頒諾獎給財務金融學者,間隔年限縮短,或可顯示財務金融學愈來愈熾熱,對世人是福是禍,關鍵在於「人的道德」是向上提升抑往下沉淪,由「人非理性的」愈見凸顯,不得不讓人憂心啊﹗

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賽門就因「有限理性」理論獲獎,24年後卡尼曼和史密斯又以挑戰「理性與自利」獲獎,15年後塞勒也堅持「人是非理性的」得獎,可見人的不理性已經壓過理性愈來愈得到共識。

塞勒似乎是走第一條路,也得到諾獎肯定,恐怕這會引導人類再向下沉淪。倒是受到塞勒影響的艾瑞利,在《誰說人是誠實的﹗》書中,由心理層面切入,設法喚醒人的善良,讓個人自動壓抑惡的一面。

他以普林斯頓大學自1983年開始實施的榮譽制度為例,證明「宗教儀式」、「發誓」的方式較佳,而「榮譽制度」也可以引用。這樣的正面研究不是更值得鼓勵嗎?

台灣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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