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

“最幸福”说之滥觞,大概连现代中国考据魁首的北大老校长胡适先生也探究不出来了。说者在我的“帽子”上缀以“幸福”的花环,未免幽默得太残忍了。也许吧,他们是观察表象得出的结论:戴帽后仍让我随班读书,毕业时竟分到了中科院物理所。帽兄中免予处分并留校察看者虽寥若晨星,毕竟还若明若暗似有似无地散隐在燕园中;而那个物理所,即使没戴帽的物理系毕业生,也是最为想往的处所。第二年(1959 年)物理所搬到中关村新址后,虽仍是科学院第一大所,全所连我在内却只留剩四个右派,其中一位终身未嫁的助理研究员,文革伊始就自杀身亡了;另二位从事的是服务性工作,却让我做了科研。他们拿的是生活费,发给我的是高出一倍、相同于其他新入所研究实习员的工资。

“幸福”何以频频降临我身?我也不明白。反正我没有向耶和华祈求过保佑。上述物理所另二个右派中有一位却从小就是虔诚的教徒,即使在泰山压顶时也从未中断过每餐之前的感恩,只是旁人难以觉察。他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学,善良、朴讷,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一向语不涉政治,仅仅因为信教就被打入了另册。圣父圣子圣灵没有护佑得了如此坚贞的子民,上帝也被狂暴的反右逼退了。

因为我“出身好”?父母不识字,原租种本家祠堂的田亩,孩子多了(我是老六)难以为继,就去了县城打工。对这种引车卖浆者流的家庭出身,我既未炫耀过也没自卑过。正如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言,父母他们没什么文娱活动,就以上床生孩子为乐,这出身哪能由得了我!即便如此,就出身说,我们同学中也有共产党的烈士子女被打成了右派,比我高贵多了。另一方面,反右积极分子中倒不乏来自剥削阶级家庭者。显然“出身”这一条不成立。因为我是学生干部?入学时是团支书,后为总支书记。那时没有班主任或辅导员,党员都是“调干生”学习困难,还得分派成绩好的同学一对一帮助他们,因此,所有工作都落到了团干部身上,记得例如像每个同学宿于哪张床铺之类的事也是叫我划定的。北大物理系的功课很重,工作,对我的学习曾小有影响,但我从未有过抱怨的念头,像我这样的家庭经济情况,能上大学而且是北大是很感激的,当然应该多做些社会工作。

事实是给我戴帽前,我们级的党支部书记已被划成了右派,“官职”总比我大吧,可见最大的学生官也不握有免死牌。因为我“罪行小”?我没有写过大字报,旁听大辩论时没有发过言,没有参加过“百花学社”等松散的学生群众组织。不过我购买过北大学生自办的《广场》杂志,后来这被说成是从经济上、进而推论为在行动上在政治上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其实,那时我对一些右派的话语除深受震撼并在内心有些赞赏外,至少在形式上不大习惯,至于物理系刘奇弟的扬白幡以招魂肃反受害者及其他一些右派的做法,当时的我认为太过火了。

最终是,我也难逃噩运。大概是因为我接受了伏尔泰的理念吧: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将维护你说话的自由。当时我还不知道伏尔泰这位法国思想家的名字,然而虽历经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还没有被彻底扑灭的北大传统或说“北大精神”已春雨细无声地沁润了我的心田。例如,我作为成员之一在年级反右三人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班级三人小组的成员时,提出应由一名左派、一名中派、一名右派组成。毛主席说毒草只有让它放出来,才能锄除,既教育本人也教育大家。基层领导小组中有了右派代表,更有利于在群众中引起争论、放出毒草。你左派手里有真理,你怕什么,真理越辩越明,辩论过程不就是对包括本人在内的全班同学的绝好教育过程。我也去看望过外校已戴帽的中学同学,他们也是人,暴风雪中尤盼故乡送炭人,从生活上关心也有利于他们的改造。这也是照毛主席的说话行事,毛主席讲他也有几个右派朋友的!诸如此类。后来算总帐时,我被指责成和右派感情相通,站到了右派立场上,为右派争领导权,是右派分子的代言人……,云云,于是把我也划成了右派。我很惭愧,当年没有起到一个右派分子的作用:大声疾呼,宣战“三害”(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根由是我的“阶级局限性”?此前的经历决定了我不可能转变得那么快。

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据说是所谓的“探索集团”。1957 年5 月19日,北大校园里有如火山爆发般喷涌出了遍野大字报。右派们虽自认为真理在握,但一开始他们就陷于左派的汪洋大海。一些动机各异的人自觉地站在共产党的一边,或强扭“辩论”、或斥责、或漫骂、或批斗、或推搡,左派们惯于仗势压人,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也在感情上逐渐地把我推向了右派。如此乱哄哄地一个多月后,人们疲倦了,运动归于低潮。数学系三年级(四年级已毕业走人,一二年级的按惯例要看看高年级动静)的一些团干部此时仍念念不忘帮助党除“三害”,就来拉物理系三年级的团干部,讨论如何排除左右二方的干扰,使运动走上“正规”。我也去参加了一次,在文史楼底层的一个教室里,课早就停了,天气又热,有的骑在椅背上,有的坐在课桌上,或穿汗衫或光膀子反正都是男生,你讲一通我说一气,嘈嘈杂杂收了场。数学系的说要就讨论内容出一张大字报,我表示反对。倒不是本意上我和他们分歧太大,只是认为自己是个总支书,总得讲点“组织性”,刚才讨论时我的发言就最左,而且没有议论出一个统一意见。后来他们还是没通知我就出了大字报,并有位当时是数字系学生的中学要好同学冲到我宿舍房间里大骂我是胆小鬼,我什么时候当过胆小鬼!叫他打着手电筒照着我去补签了个名,那上面写些什么我都没有看。其后几天,那些数学系学生在橱窗里贴出了一批小字报,总的题头叫“探索”。于是,划我右派时就硬说我是“探索集团”的成员。说凡是“探索”者一概划右派。其实也不尽然,至少和我同房间就有一同学也去参加了文史楼的侃大山,虽然我的发言最左,但那位同学却没有戴帽。

还有件事可以一说。当运动发展到开始给人戴右派帽子时,反右领导小组开会不再叫我参加了。于是我明白我被撤职了。对那点“官”职到无所谓,但是被组织上误解,当时的我很为伤心。因此,主动上交了日记本,请组织上审视。一个人的日记是内心深处的独白,最能看出此人的思想实质。它不像《雷锋日记》那样写出来是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去看的。很快那本日记被退了回来,大概当时他们对我不感兴趣吧。可鄙的是,到1958 年2 月后我的日记本竟“失踪”了,戴完我帽子后它又被暗中塞了回来,至今没有任何人向我解释过这件事。既然物理系的太上皇(工作组组长)已钦定我为右派,鼠窃狗盗之辈于是就主要从我的日记本上拼凑出了材料。2007 年一位已入籍美国的当年同班同学说那时所发批我之材料上注明取自我的日记。

1958 年1 月底,北大刚经历过“反右补课”,于是召开了庆祝胜利的反右总结大会。这是自“5·19”以来从未举行过的到得最齐的全校师生大会,会议最后由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先生庄重宣布“反右到此结束,今后一个不抓”即不再抓出新的右派分子,并通告明天起开始放寒假。言犹在耳,我却在其后被“补划”成了右派。被有计划地补划为右派的非我一人,而有一群,例如我们级的党支书也是其中之一,我不过是最后一个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屈死鬼而已。再次的言而无信,再次的欺骗群众。长袖善舞的“阳谋”家们并不把党委书记代表党所作的庄严承诺放在眼里。日期是他们划定的,承诺是他们作出的,法律是他们制订的,于是他们认为既然一切皆由他们恩施,他们就可以随时收回。不是有人公然宣称了嘛,就是要“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北大师生成了釜鱼幕燕,唯有任人烹煮。其实,党委书记、工作组长也只是一线指挥者。“5·19”之后,燕园里就不乏身着楚楚中山装的陌生中年人前来观看大字报,有时甚至是在夜深人静时被簇拥着默默观看后一言不发地走人。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来北大给学生传达了毛主席的“五不怕”指示(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以帮助共产党除三害)等等原因,北大是全北京也是全中国最早出现铺天盖地大字报的单位,是最早发生大规模群众性的帮助党除“三害”——后来则被称作是“右派进攻最猖狂”的处所,自然就引起了反右运动领导者们的高度关注。

定义右派就是反革命并开始大规模抓右派后,燕园里一片肃杀。很快地,划一个右派就十分快捷和“容易”了:班里开个会,无需事先告知大家,临时提溜出来的被划分子垂头丧气地站立在黑板前,三二个反右积极分子激昂慷慨地揭批一通,喊几句(群众漫应着)或不喊口号,不到半天就可以报销一个。日本军曹在南京大屠杀时杀红了眼睛,比赛起了谁杀人杀得多。1958 年的北大划右派,有些人也划红了眼睛,这可是邀功请赏火线入党的难得时机呵。例如,一同学仅就所发教科书(“一边倒”翻译自苏联,不过讲课教授们不屑一顾)中的肉麻叙述信手写了个积分公式,什么化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诗人、文学家、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所有的“家”从负无穷到正无穷“f(家)d 家”累加起来,就是罗曼诺索夫。这不是冷嘲热讽、恶毒攻击苏联老大哥嘛!戴帽。其实,那位罗先生是俄国人,凭他的贵族身份倘若活到苏联时代,定不会有好果子吃。虽然如此,待到划我时,理应是最后一个了当更顺溜了,可是班里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竟要讨论三天以“统一思想”,为我辩护者说即使抛出的材料凿实,此人没有城府,对谁都不设防,坦白率真得像个孩子,不能划呵。于是从哲学系调来了打手,由他们主打。其实,我的命运早就确定。真正划我为右派的场景,据说颇具戏剧性。物理系工作组组长杨述先生随手从桌上抓起一枝铅笔,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下面信手划了一条线。这一划,划给了我一顶右派帽子,划给了黑线下面紧挨着我的那个同学一顶院士帽子,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述夫人韦君宜先生在她的《思痛录》一书中说,“抢救运动”时杨述在陕北绥德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受尽冤屈,头生幼女也因无人照料而夭折,年青的母亲说“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抗日战争胜利时,急需大量干部去各地抢占地盘,这批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又得到了重用。到1949 年进京时,杨述他们俨然已成了“老干部”。杨述先生经过“抢救”,路线觉悟大为提高,革命锐气打磨殆尽,知识分子的良知也难觅踪影了。到反右之前他已升任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兼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连他的爱妻也说“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这个圈子里转,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不到一起了。”四十年代杨述他们抱怨“为丛驱雀”,五十年代他们自己也“为渊驱鱼”起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呵!

什么叫“路线觉悟”?倘若上峰指鹿为马,你老兄竟还要说什么皇帝的新衣,路线觉悟也太低了,等着挨“抢救”吧,当年就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等人没有被“抢救”过来而死在了延安;能够跟着嚷嚷“就是马,就是马”,前途则豁然宽广;如果会用一百种方法论证鹿即是马,立马叫你当政治局委员。至于是否剥削阶级出身、本人干过什么龌龊事之类,倒是无所谓的。姚文元、张春桥之流不就是例证。倘若说“抢救”运动还主要是当时在陕北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坎,“反右”斗争的受难者已扩大为全国所有年龄层的知识分子,“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则把全国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些运动间难道不存在传承关系?其中哪个受到过批判?连提都不提了,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一切“向前看”嘛。于是,君不见它们相继横扫了中华大地!

“文革”一开始,杨述又被打成了反革命,12 年后平反时已成废人并很快就病故了。没有听说过杨述先生即使是在此期间对“反右”有何反思。《思痛录》中也没有叙说杨述在反右期的表现,相反讲杨述说过北大的“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我宁愿相信这是韦君宜先生的偏听偏信,而不是为亲者讳往丈夫的脸上贴金。事实是,例如和我所在班紧接的那个班,右派比率超过了三分之一!包含那个班我们整个年级的右派比率也高达20%,虽然毛泽东规定一个单位的右派比率是5%。当时的物理系是北大最大的系(1958 年下学期起该系分成了3 个系,外加现代物理系),物理系学生中右派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率,皆居理科诸系的首位,在全校各系中也数第一。如此多的右派、这么高的比率,和杨述先生没有关系?只说杨述“愚忠”,如何“被吃”,不提他“吃人”,刘奇弟等地下冤魂恐怕不会答应。杨述原有的知识分子精神死亡后,仅用为虎作伥、身不由已来解释他的行为,就太小觑他的主观积极性了。韦君宜先生说杨述的一生是“一个真正的悲剧”。1945 年之前和1966 年之后杨述是受害者,确是悲苦;但是中间的二十来年,杨述正当壮年,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他是个施害者。《思痛录》第十章全是对已故夫君的追忆,作者认为杨述“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并升华为如该章标题所示是“当代人的悲剧”。然而,怎可回避,“抢救”运动极度震慑了杨述,使之脱胎换骨、丧失自我而成了识时务的俊杰;关键时节则泯灭人性、沦为绞肉工具。自然可问,杨述该负多大罪责?又能负多大罪责?如果我处其位,能守得住多少自己的良知?但总有积极、应付、消极之分吧。同样被“抢救”过的韦君宜反右期就受到批判而差点戴上帽子,这一点在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郭小川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在更早的“反AB 团”时差点送命的胡耀邦,反右期则力所能及地保护了一些人。他们没有像杨述那样在北大抓右派争得了第一。“倘守得住,怎达高位”之说显然不正确。

二十多年来媒体所见竟会是,人人都是受害者,个个都抵制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这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四人帮”只是一个层次,迫害广大群众的是他们的爪牙的爪牙的爪牙,直到党支部书记之类的第n 层次甚至更低。何况“四人帮”之上还有指使者。迫害人的行为受不到批判,一旦有个动静那些人又会勇往直前力争上游以邀功请赏,因为这对他们个人来说没有丝毫坏处却好处多多且终身受用,他们永远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倒是无官无职的巴金先生写出过忏悔录,此外没有再看到过象样的检讨。很多人只讲自己如何受迫害,从来不提自己怎么迫害人,他们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倘用民间“一命抵一命”的准则来判别,杨述之流恐怕有多少条命也不够吧。评说杨述现象已越出本文范畴,且住。

硕大的右派帽子罩下后,我跌入了漆黑深渊。天崩地裂,仿佛置身浑沌,一片惘然。我怎么会反党呢?开始懂事时就读的那个初中,原由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斥资五千大洋兴办于溧阳丘陵山区,后迁入由共产党员捐赠的县城内的校舍时,教学质量已居全县第一。我在近二千考生中以第一名被录取后,由地下共产党员的校长指定为唯一的新生代表,第二年一“解放”即被送去苏州接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苏南区委的政治培训,回校后1950 年即就任学生会主席。高中考的是苏南苏州中学,二年级时学校改名江苏省苏州中学,我是该校当时最大的“学生官”之一(团委宣传委员,团委书记是专职干部),毕业时班上第一,全级没有排名。入大学前,由于功课原因,我一路享有高额奖学金,也因功课好和所谓出身好而当了学生高官。进北大后,更是连吃饭都不要钱。我的这些幸遇,固然不能说全是共产党的赐予,总也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共产党领导下的万元复苏、政通人和的表象紧密有关吧。但是,我这个党的孩子却被硬生生地拽成了反党分子,反差是如此之大,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我该怎么活下去?掏出鲜红火热的心以明心迹!是我那十分坚毅、异常辛劳的小脚妈妈伸开双手把我拉了回来,这才是生我养我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生身母亲呵。

中文系同级女生彭令昭(林昭)被戴帽后激愤地说“……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我很惭愧,没有她那么清晰的认识,没有她那么透彻,没有她那么剧烈。对于“阳谋”我也很震惊,那是右派分子的共识吧,深感受骗了。用阴谋手段对待人民大众,尤其是其中“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践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重创了明日的国之栋梁,难道这不是民族的自杀行为、国家的自杀行为?但我在那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更多的是在骤然重击下的不知所措,踉踉跄跄,趔趔趄趄,恍恍惚惚,飘飘荡荡,心灵将停泊于何处?也有糊涂,颟顸,跳不出过去圈子的愚笨、驽钝。我的内心已完全为外界左右,而且弛豫时间非常长,老是乱哄哄、嘈杂杂的。我远不如林昭那样明白、因而那样坚定,更没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总算,我没有一股脑儿往自己头上扣屎钵子,更没有揭发他人以争取“宽大处理”。因此到1960 年9 月,科学院政治部主任来物理所为我一人宣布摘帽的前一个星期,我所在的研究室党支部书记还在全室大会上批判我“死不改悔”。

摘帽后我仍幼稚,自以为进入“人民内部”了,和他人一样了。殊不知我头上还戴着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科学院规定,全院所有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每年都要下乡劳动一个月,不过我从没有看到过一个共产党员下去劳动过,我则是每年必去的劳动“常委”。对劳动我虽不在意,但精神伤害是存在的。再如,1963 年物理所或我们研究室作为全院的试点,对1957 年以来入所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考试,考的内容是外语加报告。外语任选英语或俄语,我报了二门,英语第一,俄语第三,俄语前二名属留苏归来者;报告的内容,他人大多是实验装置或工作总结,我做的是科研成果报告,而且听取者中有不少其他研究所的人员,自然不会是我去通告的。所内其他研究室的情况我不清楚。这场考试过后,至少和我一起在1958 年来所的其他大学生们,都从初级的研究实习员升到了中级的助理研究员,工资也涨了一级(不过是从56 到62 加了6 元),而我仍是研究实习员和56 元。等等之类,皆是“摘帽右派”的帽子所赐吧。感谢“三年困难时期”(罪过!),有如后来被封为副统帅的林彪所言,物质上匮乏时精神上应宽松些,使得我及其他人还可以做些科研工作。1963 年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又吹得震天响了。

“反面教员”的动辄得咎、受尽凌辱,个中滋味岂常人能理解。虽然我只戴帽二年半,但其后的“摘帽右派”使我也还是个陷于灭顶之灾的贱民,长期的钝刀子宰割对性情中人仍然惨烈。著名诗篇《游子吟》作者、唐时做过溧阳县尉的孟郊在另一首诗作中说“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他只是未考取进士(后仍被录取中了进士),我们却是争当平民而不可得。大观园中锦衣玉食的林黛玉尚且感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何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统治下的摘帽右派。真所谓“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更要命的是我在各方面的不肯低头,科学院虽然比北大宽松,我的日子也一点不好过。

终于降临了“文化大革命”,我再也逃不过了。由路线觉悟高的新宠们夺得各级权力并稍事休整后,便磨刀霍霍向众生、干起“清理阶级队伍”来了。1968 年春,我们研究室已自杀身亡了一位“走资派”——党支书,其典型的“罪行”是,文革前他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团长访问欧洲时,在英国买过一段自行车用气门芯,于是就狠批他的洋奴思想、卖国主义,连气门芯也要用洋货!此人早就被树为又红又专的典型,一向是满嘴巴的马列主义,现在哪经得起如此委屈,于是从实验室拿了剧毒的氰化钾跑到香山上吊“双保险”自杀死了。虽然此人待我说不上友好,我仍要讲,买根气门芯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人家用的是自己的零花钱,没贪污一分出差费,你管得着吗?这位大不了我几岁的中年人,业务水平也确很高,加上其政治条件,如果不死一定会是第一批院士,国家如此糟蹋人才,实在可惜。室里刚死了一位“走资派”,又在批判一位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这位先生毕业于著名的中央大学物理系,跪在房间中央由“小将”们左右开弓抽着耳光,就像京剧“三娘教子”那样被当众耍着猴。

前面已经批斗了二个类型的代表,接着该轮到第三个代表——我这个“老右派”了。我已受了十年的屈辱,再也经不起进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岂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语“他从东方来,我向西方去”也给我以引导。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我只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决定之后即写出了不要连累妻室的离婚书,交待了后事——给诸位添麻烦了,不必留骨灰,此时心情倒格外平静了。当时物理所已死了七八人,满布暴戾杀戮之气,防范也十分严密,我必须隐蔽些以免画虎不成反类犬,招致提前批斗。夜深人静时我把棉被理为长条状挡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发现,先用剃须刀片(孰料断裂了)后用剪刀,在以死抗争的心态下竟一点也不痛。开始时有如听到埋在墙壁里的自来水管中潺潺的流水声,后来就糊涂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挣扎吧,把脚头的棉被蹬下了地,侥幸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如厕,发现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医院。事后他们说我的右侧颈总动脉已断裂半厘米、还只剩一边连着点皮,估计是我的头无力下垂后,断裂处又被盖住了,才没有流光血液,真是又一层的侥幸。不过到医院时已测不出血压,血管也瘪了,医生把断裂了的颈总动脉缝了缝,没有输血,药也用得很少。阶级敌人不是人,医院哪能人道待之。

我死不足惜,痛心不已的是发妻竟然命丧黄泉。伯仁虽非我杀,伯仁由我而亡。当年她违背了父母意愿,不顾已在上海任工程师(中级职称)的表哥的热烈追求,毅然和我这个身无分文的摘帽右派(且是初级职称)结合,温柔细腻了我粗粝的人生,虽然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二月,这情意也弥足珍贵。新婚之夜我们曾半认真地誓言“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想不到在她竟谶语成真,怎不痛杀人也么哥!妻参加了苏州一个受空军支持的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武斗后受陆军支持的另一派掌了权,她所在的那个中学就批斗起了这位年青的女教师,为拉她下跪把她的耳朵也撕裂了一半,妻任凭鲜血淋漓仍高昂着头颅,这个烈性女子竟和我如此相似乃尔。掌权者这样对待她,是否也和嫁了个“老右派”有关?给妻致命一击的是物理所外调人员“出事了”的那句话:老右派出事了,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争取立功赎罪,揭发他的一切反动言行!当晚,她就跳井自尽追我而去了。其时,我却还在鬼门关上转悠,没有脱离险境,生死未卜。物理所在送我去医院的同时,立即派了组里二位要员去外调吾妻。他们从我出事前的交待材料中找不出什么足以置我于死地的东西,就想从我妻子那里捞点稻草,竟逼死了我的爱妻!至今,我挣扎着又苟活了四十年,连小外甥女也有了,对前妻却如苏轼言“不思量,自难忘。……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呵。如此殇逝,怎生忘怀!

在医院我被抢救过来不久,就被拉回了物理所。对于“自绝于人民,以死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人,怎能不予批斗,不过我身体过于虚弱,跪不动,只能背靠台阶半卧着摊坐于地接受批判。批后我即被收进了物理所的劳改队,日日夜夜有人监视,而且他们对我隐瞒了妻的死讯。连从医院带回来的那一点点救命药也不给吃,更不要说营养食物了,我就像一只被扔在垃圾堆上奄奄一息的小猫小狗那样整日昏昏沉沉地躺着。劳改队打手们只是防止我再行自杀,倘若我能自行病死他们就没有干系了。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是某些人的一贯主张,让对方“病死”他们最乐见其成了。很多日子我僵卧在那里,真正成了死人多口气。右派的命也真是贱,我竟挺了过来。稍能活动时我就被押着劳动,体力不如其他劳改队员,只能坐着甚至半躺着干活。我没有像很多右派那样,在监狱、劳改农场、工厂、矿山、农村里吃足苦头,不过在首善之区的科学殿堂里也有着一种苦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呵。

在医院里在劳改队,我已被定义为阶级敌人,他们的伟大领袖早就指示过“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于是我被摒弃在了人道主义的大门之外。只要不立马就死,会有什么后遗症他们从不考虑。

物理所劳改队员是不能对外联系的,半年多后物理所劳改队解散前夕,我的老母亲接获通知赶到北京,守护照料了我,直到我的精神和身体趋于稳定。

我的大脑那段时期供血不足,受到了损伤。退休后逐渐显示了出来,先是患脑梗塞(俗称小中风)住院一个多月,不久前又被确诊为患有广泛性腔隙型脑梗塞。现在我说话有时词不达意,写文章慢慢来还好些,写到某处时印象中是有合适词汇的,固然还不必去查辞典(也无从下手去查),但要从脑袋中挖出来也颇费时间,非一般人所能想像。还将会有什么后果,随它去吧。只要还活着,就得努力写出那一段民族的悲剧。

右派改正时,我向北大人员申明,我不要盖有陆平图章的毕业文凭。虽然我在北大连续读到毕业,毕业时成绩还不差,否则科学院怎么会要我。我在北大念书时,陆平只篡夺到党委书记之职,还没有爬上校长宝座,校长仍是我入学时的老校长马寅初。他们说北大早就没了马老的图章,到哪里去办这张毕业文凭?我当即声言,那我就不要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陆平是又一个杨述式的人物,早已抛弃了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理念,背离了北大传统,这种人的名字若出现在我的毕业文凭上,有辱我的清名。后来,他们翻箱倒柜竟然找到了当年已办好的我的毕业文凭(谢谢这些工作人员,给你们添麻烦了),上面盖的正是校长马寅初的篆刻图章,说那时没发是因为我“政治”不合格,虽然盖有校长马寅初和教务长周培源图章的“北京大学记分册”上,没有“政治”这一课程。他们还说:全北大补发了那么多张右派的毕业文凭,就你一张上的“北京大学校长”是马寅初(我没核实过)。真够特殊的。就这一点说,我到真正成了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了。

毛泽东去世后三年,共产党允许普通百姓调动工作单位后,我要求调离了伤心之地北京,这也是母亲的意愿,妈总是不放心我孤身一人呆在北京。我满以为到一个新地方后,只要自己努力,定能造就一番新的事业,更好地为国效力。孰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首善之区尚且处处受挫,遑论山高皇帝远的场所。我终于明白,自己头上还戴着一顶“改正右派”的帽子,虽然谁也不会明说。也许吧,在显意识的、潜意识的“路线觉悟”高的衮衮诸公看来,戴过帽子的人终究有如孔子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可榨取其一技之长,其余该予之物悉归善解我意之徒。在他们眼里,那些恃才傲物的家伙,犟头犟脑,桀骜不驯,怎会任我颐指气使,哪能用得得心应手,耿介狂狷之士不可久用,鸟尽弓藏弃之如敝屣。别忙举出反例,个例总是有的,何况还不知道对他们是否真的完全放心。对此,杨述等人到是可以作为一个脚注,虽然不那么全面,用数学语言说是满足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那些戴帽前并非头面人物、改正后也没有机会被首长发现的普通右派,沉于底层,地方官员抓“政治”可比北京上紧得多,会是什么境况?不过就我来说,是否有点过头?不肯妥协,宁折勿弯,常在不经意间就得罪了人,特别是那些被领导欣赏的卑劣小人。这些“路线觉悟”高的新贵陆续接任了我的领导,他们连政治遮羞布也不要了,在赤裸裸地追逐着个人私利,而且还戴着业务专家的桂冠,更是容我不得了。在北大时听红学家分析林黛玉,说她的心是玻璃做的,透明但经不得摔打。戴帽伊始直至今日,我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差了,越来越差。真个是,茅厕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中毒太深”了?皆缘于我的“路线觉悟”太低了吧,虽多次经历过惨烈的政治运动,却总不接受教训,因而始终成不了“俊杰”。

我无意代表普通右派,我只是他们中的一个。我说的就是这一个。写这些东西是十分沉重的,我心痛苦,撕开痂皮,依然是鲜血迸流。但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坚信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决不会比肉食者们淡薄!往昔曾轰响过一个声音,说: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过去是忘不得的,我的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是么,今天,也还是需要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歌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上述就是我这个被称为北大最“幸福”的右派的“幸福”经历。最“幸福”者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在北大开始戴的这顶帽子好沉重呵。陷我于此种万劫不复境地的、就我个人的人格因素来说,是否渊源于北大给我的传统教育?在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下,树立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光风霁月之心,坦荡爱国之志”!处于北大当时那样环境中那种氛围下,它们主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却更见牢固,已然沦肌浃髓了。虽然那传统使我在现实生活中吃足了苦头,但我决不后悔。固一生清贫,然拒绝苟同,且老而弥坚!“来世”是没有的,否则我仍要读北大,相信届时已恢复马寅初老校长所说的“北大精神”。

宋林松,往事微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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