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后真相”时刻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美国人还沉浸在川普当选总统带来的震惊当中。一个叫做“后真相”的说法迅速流行开来,成为牛津词典的2016年度词汇。

川普是“后真相时代”的代表人物。虽然他总是攻击媒体报道的是“假新闻”,但他自己毫不在意什么是真实的,他的选民也不在意。

在后真相时代,真相变得无关紧要了,甚至没有资格跟谎言同场竞技了。“知道一件事对不对”让位给了“感觉一件事对不对”。所以,川普最喜欢用的句式是“有好多人说……”至于到底多少人说,这些人是否可信,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觉上好多人都这样认为。搞笑脱口秀主持人Stephen Colbert称之为“truthiness”,意思是“应该是对的”、“看似是对的的”、“感觉是对的”。

而事实和感觉之间可能完全没有相关性。

如果说2016年的11月是美国人的后真相时刻,那么2017年的11月或许可以称为中国人的后真相时刻。

我们获知了令人震惊的传闻,又目睹了当事人在镜头前的讲述悉数消失,以及更多相关讨论的消失。我们从两张蓝色背景的图片中得到了官方的说法,但大部分人并不相信那些建立在诸多可疑细节基础之上的、语焉不详的结论。

在这样的后真相时刻,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你说你的,我听我的。一方面,你或许并不在乎我相不相信;另一方面,你可能不管说什么我都不相信。

人们也并不是不在乎真相,只是真相很难被发掘。即便真相真的来了,人们可能也是半信半疑、将信将疑。

我们看到一个不信任的螺旋:人们质疑的声音越大,那些声音被消失的速度就越快;而声音消失的速度越快,人们也就越不相信。

央视主持人在微博上说,建议召开新闻发布会,开放提问。其实,增强信任度的方法有很多,每年许多学者都在帮政府做危机公关的对策,只是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意愿采纳。

没有信息公开的保障、没有对权力的足够监督,此时,“不相信”是弱者唯一的武器。如胡泳老师所说,谣言也是一种社会抗议。

而悲哀的是,这是一种自残的武器。因为当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抓住什么,才能避免堕入虚无。

2017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期间,《纽约时报》播出了一则以“真相”为主题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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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视频版之外,这则广告还出现在报纸上、户外大屏幕上。

真相是坚硬的。
真相是隐藏的。
真相必须被追求。
真相很难听见。
真相往往不简单。
真相并不明显。
真相是必要的。
真相不能被掩盖。
真相没有自己的议程。
真相不能被制造。
真相并不选边站。
真相不红也不蓝(在美国,红=共和党,蓝=民主党)。
真相很难接受。
真相毫不留情。
真相是有力量的。
真相正在遭受攻击。
真相值得捍卫。
真相需要你表明立场。
真相从未如此重要。

我们看到,西方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依然在倡导真相的价值。而今年《纽约时报》激增的付费订阅用户数量则表明,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认可真相价值的人依然非常多。

但是在我们这里,真相如何被捍卫?能被谁捍卫?

我们也许还保留着大声说出“我不相信”的权利(这种权利会不会被剥夺?我不知道),但环顾四方,我们找不到可以信赖并且可以发出声音的人和机构。

去年《经济学人》杂志的“后真相”封面文章说,民主国家可以寻找种种方式来对抗“后真相政治”的趋势,事实核查网站就是一个例子,独立的司法系统也能维护真相的权威。相比起来,威权国家的民众置身于危险得多的境地——“在谎言的海洋里,人们无所依靠,抓不住任何东西,只能随波逐流。”

这就像是对中国这个“后真相时刻”的准确预言。

方可成,新闻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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