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府對華政策的轉向──西方中心開始被顛覆

王卓祺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

美國立國只有200多年,是繼大英帝國之後的超級強國,在經濟、軍事、科技方方面面都稱霸全球。有一個形容美國霸權的說法:所謂20世紀中開始就是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美國唯一有實力的對手便是中國。據澳洲導演皮爾格(John Pilger)2016年12月底播放的紀錄片,美國沿着太平洋至南韓、日本,共有400多個軍事基地,架起核彈、導彈對準中國。美國至今仍然沒有否認皮爾格這個說法;而最近中國官方紀錄片《強軍》其中一集亦提及此事,證明強軍對國家發展及安全的重要性。

美國世紀下對華的務實言論

在這個背景下,我才對美國華府、共和黨特朗普當選總統任命的四星將軍幕僚長,居然對共產主義中國作出一些務實言論表示驚訝。我的假設是,是否形勢比人強,華府改變對華政策,從意識形態的冷戰策略轉向務實主義?

美國白宮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在總統特朗普國事訪華前,於10月30日接受霍士新聞網(Fox News)節目主持人英格拉姆(Laura Ingraham)的訪問。英格拉姆問他,人們正將習近平與毛主席比較,而毛殺了6000萬人;這是一個共產國家,為什麼美國總統特朗普要向習主席祝賀呢?

白宮幕僚長對中國政體的說法

凱利表示:「我們美國人不能接受一個類似的政府,但這不是由我們作出判斷。」「他們有一個顯然為中國人所用的政府體制。」凱利後一句說話,明顯是對中國政體帶有肯定意義的務實說法,應該是歷屆美國政府高層從未用過的言論。

不過,凱利沒有反駁節目主持人對「毛澤東殺了6000萬人」這類帶有濃烈意識形態偏見而缺乏證據的聲稱。儘管他對中國仍然帶有意識形態偏見,他表示,為了達到改變嚴重貿易逆差的狀况,美國政府不會把共產政權對手當成敵人,而應務實的對待與毛澤東有同等政治地位的習近平,當作合作伙伴。

再沒有唱衰中國的獨唱

與此同時,美國主流媒體《時代周刊》在11月出版的一期,罕見的在封面用中英兩種語言寫着標題「中國贏了」(China Won)。其中主題文章作者布雷默(Ian Bremmer)提出一個論點,就是中國的威權資本主義模式更有效及更持續的推動經濟及國家發展。他認為美國已經喪失了當年發展原子彈的曼克頓計劃的能力。

不過,美國權威政治學者奈爾(Joseph Nye)卻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宣稱中美博弈,美國手執4張王牌──地理位置、能源、貿易及貨幣。舉例來說,若中美一戰,中國損失四分之一生產總值,而美國只是5%而已。他肯定美國在未來幾十年都佔着上風。

至於歐洲大陸,據「觀察者網」孔帆的報道,中國大舉投資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已經引起歐洲人的恐懼。除了中歐投資額不平衡之外(如2016年中國投資歐洲共351億歐元,而歐洲投資中國只有數十億歐元),更多是懼怕中資大規模購買歐洲企業,是為了獲取歐洲的先進技術。

這是西方國家今天對中國民族復興的一鱗半爪介紹,但已經表示今時今日的中國,經濟實力是有的,也引起了西方國家的警惕甚至恐懼。現在再不一面倒「唱衰」中國,開始有主流人物及媒體肯定中國某些成就。

習近平的兩組比喻

最近兩年,習近平兩度比喻中國建國60多年不同階段的概括性特徵。

第一組比喻是2016年提出,習近平認為毛澤東年代解決了中國人捱打的問題,鄧小平年代解決了中國人捱餓的問題,今天習近平面對的是捱罵的問題。第二組比喻是習近平在2017年十九大報告時,提出了中國人站起來(毛澤東年代)、富起來(鄧小平年代)及強起來(習近平領導下中共的歷史使命)的講法。

中國崛起與中美博弈既是中國一國的問題,亦是影響全球的國際問題;尤其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具有5000年文明、面積960萬平方公里的超級大國。我們觀察今天美國白宮幕僚長凱利對中國的態度轉變,在冷戰意識形態的基礎之上,行實務主義對華政策。這可能只是長期歷史趨勢影響下的一個小現象。因此,我們應從大歷史的角度,找出影響今天全球國際關係的重大歷史變動。

史密斯:恐懼產生相互尊重

若從西方的角度,15世紀至17世紀歐洲兩個地理「大發現」,即「發現」美洲新大陸及東印度群島影響最為深遠。關於兩個地理「大發現」,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表示兩三百年的歷史時間作出觀察是不足夠。他慨嘆的說:「歐洲人的優越勢力,使他們能為所欲為,在此等遙遠的地方,作出各種不合正義的事體。」

史密斯相信自由貿易,他認為通過世界各國廣泛的商業交往,「最能建立起此種同等實力的,似乎就是相互傳授知識及改良技術」。因此,他預見自由貿易及知識、技術交流使「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許會日漸強盛,歐洲人也許會日趨衰弱,使世界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氣和實力。只有這樣,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懼」。

自由貿易促成國與國的平等是史密斯的主要論調。最終,後進國勢力的強大便能壓住那些獨斷專橫的國家,使他們不敢行不義,從而達至對相互權利的尊重。基於對史密斯200年前的預言,在美國決定撤出越南的不久,意大利經濟學家賽洛斯-拉比尼(Paolo Sylos-Labini)便撰文認為史密斯的預言快要實現了。史密斯200多年前所確定的兩個地理「大發現」(當然他亦犯了西方中心論──美洲土著住在那裏一萬幾千年)可以說是影響近代全球的重大歷史變動的西方角度。不過,賽洛斯-拉比尼以為美國在越南失利,並非最早引起西方與西方以外地區相互恐懼的重大歷史變動的轉捩點。我認為中國在毛澤東時代解決了捱打問題才能引起西方國家的「恐懼」,尤其是抗美援朝戰爭以及1964年引爆第一枚原子彈,而兩者都發生於美國撤出越南之前。

凱利、史密斯、毛澤東聯想的相關問題

由於篇幅問題,筆者依着本文提及的其中3位人物,凱利、史密斯及毛澤東,作為總結本文所作的觀察及由此引發的聯想。

第一位人物是凱利。他可以說是代表共和黨利益及觀點,當然是反映特朗普總統商家的實務主義。換上民主黨希拉里當上總統,華府縱使仍然維持冷戰思維,但整體全球有利趨勢是在中國一方。中國「一帶一路」策略便說明中國有自己的戰略發展目標。形勢比人強。華府轉向對華務實是偶然──若非共和黨特朗普當上總統的話,但關鍵是中國崛起的歷史發展必然性問題。這一點以下文章會加以討論。

第二位人物是史密斯──他從西方角度看全球歷史發展的重大變動是兩次「大發現」。但是西方碰上美洲、東印度群島,與碰上中國是完全兩回事。中國只是在清乾隆皇帝去世(1799年)40多年後的鴉片戰爭才開始被西方列強及近鄰日本的欺負。因此,史密斯的重大歷史變動是西方中心論,是西方相對於落後的土人。這一點才是關鍵。所以中國今天崛起,是一個擁有5000年文明的大國,她與西方國家的實力對比是另一個層次,一定衝擊任何西方中心論的假設。

第三位人物是毛澤東。他的年代中國站起來,解決了百年恥辱捱打的問題。在1950年代初的朝鮮戰爭,中國以小米加步槍對美國當年最現代化的軍事力量,是打平手。這反映一個戰國時代中國人已經有的智慧──狹路相逢勇者勝。中國若與美國再次開戰,現實上當然不可能,大家都擁有核武的恐嚇力量。但是誰更有意志?因此,為什麼我選毛澤東為代表呢?因為解決捱打問題是富起來、強起來(比站起來、不捱打更多元)的前提及起點。今天中國富起來、強起來是進行式(與美國及歐洲很多方面還有一大段距離,但中國學習得太快了,才令人恐懼),它們的基礎是毛澤東解決中國百年恥辱的站起來。對任何國家捱打問題都是生存的命根子。利比亞的卡扎菲、伊拉克的薩達姆便沒有令對手恐懼的力量,才引發國家民族的災難。

中國民族復興 將顛覆西方中心論

總結一下,白宮幕僚長凱利對華務實的態度,只是反映中國從短暫衰落(百年恥辱相對於5000年文明歷史),然後急步追趕;新中國建國只是60多年,已經令西方世界開始產生警惕及恐懼。這是從中國歷史發展的排序。與此相反,史密斯的西方中心排序則完全不同。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中國民族復興,將顛覆西方中心論;華府對華轉向務實,只是這個過程的開始而已!

註:文中引述史密斯及賽洛斯-拉比尼出自阿瑞基《漫長的20世紀》一書,頁21-24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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