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窒息的习近平时代总会过去

 

2016年5月6日,《中国经济: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东西》一书的作者葛艺豪接受了《纽约时报》采访,在被问及中国经济的前景时,他表示:下次党代会召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认一件事情了:习近平究竟是一个忠实的经济改革者,还是主要只对政治控制感兴趣。

如今,一年半过去,可能不仅葛艺豪,而是绝大多数的中国问题观察者都得出了相同的答案:习近平确实「主要只对政治控制感兴趣」,更对个人集权感兴趣,而这也就预示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领域相当暗淡的前景。

成功的烦恼

为什么习近平对于政治控制如此感兴趣?说起来,这其实是一个成功的烦恼。

自所谓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共一方面依靠市场成分提供经济增量,一方面则通过政府管制、要素价格扭曲等方式,系统地攫取私有部门的经济成果,以维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改造强化社会控制体系,以支援政权存续。这一策略至今是有效和成功的。

对于此一成功,中共并不是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市场化首先在事实上否定了中共既有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价值真空;市场化也基本摧毁了单位制和公社制,促成了广泛的人员流动,体制随之失去了针对民众个体的直接控制手段,成为了一种外在、异己的存在;此外,市场化还促成了自为的经济和生活空间,民间自我价值和认同开始形成。换言之,毛时代体制对社会的深入渗透和掌控一去不返,一种二元格局已悄然形成。

新生社会力量处于利益被党国体制系统地攫取、权利被系统地压制的状态,与中共既有体制具有与生俱来的对立一面,因此,既有的专政体制与新兴社会力量的关系,始终是当代中国政治中最为核心的一组矛盾。如何压制、消化新兴社会力量的挑战,也就成为党国体制最为迫切的任务。

习近平对于政治控制的兴趣,并非仅仅是个人偏好的产物,而更多是这一矛盾日益突出之下,维持体制存续的需要。

习近平的新时代

提高政治控制,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就已经开始明显化,刚性维稳手段与日俱增。习近平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接班人,进入到中共最高领导层,2008年奥运会,习近平作为奥运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其直接领导的奥运安保工作,已经具有了高度动员、不留死角的风格,并成为此后各项重大活动的标准范本。也因此,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在提高政治控制这一点上,是相当平滑的过渡。

但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相比胡锦涛时代,却给人予更加窒息的感觉,且每况愈下。之所以如此,大概又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胡锦涛被公认弱势,受江泽民的余威笼罩,胡锦涛从未具有充分的权威,习近平则通过反腐迅速个人集权,具有了很高的政治权威;

其次,习近平对于提升政治控制又具有更加坚决的态度,和更加清晰的指令:「敢于亮剑」、「刀把子要掌握在党的手里」、「底线思维」、「竟无一人是男儿」……均透出一股杀气腾腾的寒意;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对于提升政治控制有一套完整的思路,并不像刚性维稳那样处于见招拆招的被动态势。几年下来,习近平的思路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其试图通过对体制的一元化整顿,提升体制效能,进而实现对社会空间的管控和对新兴社会力量的持续压制。事实上,这一思路事实上早就被写入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表述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近期更被修入了党章。

个人权威和鲜明的态度,与一整套完整的思路结合,不仅会鞭策强力部门在执行时更加坚决和主动,也消除了其它任何想像的空间,不仅传达出一种逼人的寒意,也予人一种全面的窒息感,这正是习近平新时代的基本面相。

在过去的5年里,习近平新时代的窒息面相已经展露无疑,一方面,是体制一律,清除任何异己声音,从「七不讲」到「央视姓党」再到「不许吃饭砸锅」,脉络非常清晰。就在日前,习近平在接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时,又公然说:「教育就是要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

中国体制内群体包含公务员、事业单位(教育、科研、医疗卫生、媒体等等),以及国有/公营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近一亿人之多。因是之故,大陆的知名自由化份子如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法学家等等,其实都属于体制内,通过收紧体制约束,强化一律,中国自由化的动能,相当部分也就随之消失。

一方面,是严厉压制社会异动,持续清除异己分子。中共有所谓黑五类的提法,包括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网络领袖、地下宗教、弱势群体(访民),从习上台以来的趋势不难看出,体制是以刘瑜所说的「垃圾处理」的方式,从「清网行动」到「709律师劫」,体制将这些人士逐一地排除出当下的社会生活,等待他们的不外出国、进去(监狱)或自我消声这三条出路,而最后输出的效果却都是一样的。

官员奴化、体制内驯化、体制外可见的反对消失,在可以预期的一段时间内,习近平的新时代必然呈现出这样的窒息面相。

新时代的局限

不过,习近平的新时代的窒息面相背后,也有其局限。

首先,既然提升政治控制是成功的烦恼,中共作为市场化的最大赢家,中共体制内群体也从中获得了最大化的个人利益,那么,很难设想中共会逆转市场化,相反,习近平一直强调的「四个自信」中,就内在地包含了丁学良所说的「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这一内容。

没有市场化成分所持续提供的经济成果,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想像中共会逆转市场化、放弃私有部门的活力,跟想像中共会主动自由化政改一样荒谬。英国《经济学家》的文章也认为,「恐惧习近平会不利于私有企业是言过其实了」。

而只要受政府管制的市场化依旧存续,那么,既有的二元格局就将继续。党国体制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就仍旧是外在、异己的存在,并不具有直接有效的支配能力。

一些论者如裴敏欣也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存在悖论。在裴敏欣看来,由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缺乏基本的说服力、大多数民众在经济上独立于体制(私有部门经济比例已达到60%,就业人数更是远超过这个比例),且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与党国体制并没有什么交集,这就导致了,尽管习近平是世界上最大的党国体制中最有权力的党魁,但他想要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能力,却可能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不足。

新时代不是终点

大体上,我认为裴敏欣的上述判断是成立的。习近平不可能逆转市场化,也就难以避免上诉局限。凭借暴力、组织和资源,党国体制固然能够成功地压制社会,同时持续消解新兴社会力量,但实际上只能是压制有余,形塑无力。根本的二元化之下,中国政治的核心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只是被推迟或暂时冻结了。

这样的推迟或冻结,纯粹建立在体制的资源吸取能力、组织效能和暴力手段之上,简单粗暴的背后也就隐藏着根本的脆性,习近平的个人集权更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脆性,或许并不存在可见的反抗,但内在的张力和撕裂势必扩大,一旦出现经济危机这样的情势逆转,习近平的新时代就将遭遇真正的考验。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增速放缓、债务比例持续攀升、人口红利失去,创新受到制度抑制等诸多症状,习近平对政治控制的偏好,只会加剧这些症状,指向总体危机的爆发,因此,习近平新时代确实是寒冬的降临,它吹落了所有的树叶,但冬天总会过去,这一个让人窒息的新时代,并不是终点。而是开始。

作者:若深,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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