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沪宁的十年交往

 

无论立场是非,我们必须肯定,在一个有14亿人口的基因池里出类拔萃的人,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中南海“厚黑”政治中,王沪宁只身一人进入深宫,服务三代君主,并能官运亨通、一路高升,确实反映了他过人的智商和情商。至少下列两个判断是不会有太多争义的:他既有完成工作、应付挑战的能力,又有讨人欢喜、深藏若虚的本事。但时下对王沪宁的讨论还过于停留在“外行看热闹”的水准,尤其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是非。本文试图为读者分析点门道。

我的“透角”

王沪宁喜欢造词。我就在小标题里引用他的一个词,来说明一下我对他的观察视角。我和他从1981到1991年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有十年的交往。那时他还不那么高高在上,不那么神秘,所以还有机会看到他的真实面目和性情。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尽管不再与他有个人来往,但朋友圈子的交谈和我自己的中国政治研究,也没有忽略对他仕途和学术的关注。

说起来我们先是系友,同住一个7号宿舍楼。1981年我到复旦读本科,王是比我年长10岁的硕士研究生。后来他毕业留校任教,在1982至83年教授我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课程。所以,我们有师生关系,但没有产生相互的吸引。王的学术轨迹始于正宗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陈其人的师传,后来又进入新创建的政治学教研室,跟随于王邦佐讲师。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兴起和政治体制改革热的上升,王沪宁又渐渐拓展学术空间,进入比较政治制度的领域。随着1980年代“体改热”的增温,我和王沪宁的兴趣越来越相交。我的导师和他分别主持了“十三大政治报告”分报告的写作工作,他的课题是“党政分开”;我参与了我导师主持的“权力下放”的分报告。但在采纳“新权威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取向上,我们渐行渐远。

我们都是在1984年加入共产党的。我和他长期在一个支部里,办公室也只是相隔几步之遥。在我就读研究生和留校的几年期间,复旦每年校庆都有各院系“打擂台”、举办学术讨论会的传统。王沪宁总是特别吩咐组织人要把我安排第一个发言。后来这两位朋友告诉我,他们问过王沪宁其中缘由。王回答说:“夏明总是有新观点,他打头炮会把气氛搞活。他的起手很高,也会把讨论定位在高层次。”在此期间,我与王也有合作,比如参加了他主编的《腐败和反腐败》、他和他妻子周琪翻译的尼克松的《领袖们》(可惜未出)的项目。(未完待续)

夏明,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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