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創新的顛覆性



中國的政治創新,重視市場與競爭力,具有自我糾錯與自我修復功能,讓民企與國企成為兩個引擎,以社會主義標籤,善用資本主義燃料,開往全球化、人工智能、大數據和工業4.0的世界。

中國政治往何處去?這是中共十九大之後,全球政治觀察家不斷解讀的題目,也夾雜著很多人事的預測,猜想誰會做什麼職位。但證諸西方媒體的分析,都陷入思想結構的謬誤,用冷戰時期的思維,以及「以我為主」的西方視野看中國,而無視客觀上中國已經出現的「寧靜革命」,舊貌換新顏,改變了中國,也顛覆了西方政治的論述。

中國政治的顛覆性在於它對政治人才考核與養成,八千多萬黨員從地方磨練開始,歷經風浪,可以發掘人才,而不像西方只是靠選舉,陷入公關的遊戲,社會陷於撕裂與內耗,最後選出像特朗普這樣的領袖。同時,中國強調戰略性的長期規劃,不但在高鐵、高速公路、橋樑與隧道等都有強大的落實能力,也在減少污染,發展清潔能源上發展迅速,避免了西方社會換屆就「人走茶涼」的缺陷。

儘管中國強調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它的政治其實是「去意識形態化」,不受教條束縛。中國近年的政治標語強調「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

同時,中國發揮市場經濟機制的特色,將民企與國企相輔相成,既重視強大的競爭力,但又發揮經濟上的巨大作用。西方讚美中國的「新四大發明」——高鐵、移動支付、無遠弗屆的網購、共享單車等,除了高鐵是國企之外,其他都是民企的力量。而中國的民企,近年都為中國貢獻了超過一半的GDP。但國企近年的表現也突飛猛進,打破過去國企只是壟斷和缺乏競爭力的形象。從高鐵的中車集團,到興建港珠澳大橋的中交建,都成為中國在國際建設上的名片。因為國企要上市,融入市場的激烈競爭中,進入股市等透明監督體系,對內部施壓。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色,就是讓黨國結構在市場經濟上接受考驗,不斷保持高競爭力,但又有資本的支撐,發揮決策明快,並且重視長期規劃,讓歷史的沿革與不同地區的發展無縫鏈接,不會如西方社會那樣出現政策的斷層、內耗嚴重等問題。西方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年強調「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習近平雷厲風行反貪,消除體制內的負面力量,卻又發揮一個集權政府嚴於策劃和執行的特色,更善用資本主義,讓一帶一路成為全球化的最新理念與實踐。

中國創新精神,推動中國的經濟不斷高速增長。從北上廣深到越來越多的二三線城市,像武漢、杭州、寧波、天津等,都在人均所得上飆升,並且躍登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城市排行榜的前列。它背後是一種以創新為推動力的發展。

廣東的佛山就是典型的例子。它過去是以高污染的陶瓷為支柱工業,但這幾年「騰籠換鳥」,淘汰了高污染的行業,轉而發展工業4.0的最新人工智能,收購了德國的機器人龍頭企業「庫卡」(Kuka),推動「匠心精神」,現在佛山的人均GDP都勝過北京、上海。

政府在這過程扮演了什麼角色?它主要是提供基建和社會上的「公共品」(Public Goods),讓民間的創意煥發。

西方政治強調權力制衡,三權分立,強調「絕對的權力終會絕對地腐敗」,深信中國政治在獨裁與專制的框架下,無法「可持續發展」,甚至出現崩潰。但這誤讀了中國的現實。中共內部有不少制衡的機制,讓貪腐行為無法長期存在。中國政治具有「自我糾錯」的能力,將內部錯誤自我糾正,避免陷入積重難返的局面。像過去十幾年間的軍隊腐敗問題、買官賣官問題嚴重,上行下效,早已是老大難問題,但最後在習近平的反貪狂飆中,抓了幾隻大老虎,嚴查積弊,終於將軍中腐敗剎車。

而中國政治也有「自我修復」的能力。在糾錯之後,也有快速修復之功。像薄熙來與令計劃等人所導致的政局震盪,中國也很快兵來將擋,沒有讓這政治危機惡化,避免了地方割據或派系惡鬥,保持全國的穩定,對大局無所損害。

強大的中央核心,也展現長期計劃與實踐的效應,不會像美國奧巴馬醫改,被特朗普修改,甚至是整個計劃都取消,西方國家選舉,「人去政息」成為一種權力的宿命。從民主與政權的正當性(legitimacy)來說,中國的治理模式越來越受到全球重視,習近平的國內威望也上升到歷史的高峰,民望支持率肯定比起美英日等國領袖高出幾十個百分點。中國的政治創新,重視市場與競爭力,但又發揮全球一盤棋的宏觀調控,讓民企與國企成為兩個成長的引擎,以社會主義的標籤,善用資本主義的燃料,開往全球化的世界,也開往人工智能、大數據和工業4.0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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