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人口和黑五类

 
  近来中国有个新名词叫“低端人口”,专指那些大城市里没有户口,没有房产,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收入低下的蜗居族。他们往往住在城市边缘破旧拥挤的楼房棚户,每天早出晚归,干着环卫、饮食、保姆、城建等城里人不愿干的重活累活脏活,也包括找不到好工作,仍在一线城市苦苦奋斗的外地大学毕业生。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市民的福利,工作没有保障,孩子上不了正规的学校,总之他们没有多少权利、尊严和机会。
    
    不久前北京市大兴县一场大火烧死了十九个这样的低端人口,暴露了他们居住处的混乱拥挤、肮脏简陋、设施缺乏、安全隐患无数。当政者不去设法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发现和排除隐患,而是乘机大规模驱赶这些低端人口,限时搬离,强制拆迁,关闭店铺,停水停电,把他们赶出城市,试图以这种最简单的方法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至于这些人流离失所之后如何生存,不是当政者所要考虑的。
    
    这使我想起半个世纪前也有一类人,被称为“黑五类”或“黑七类”或“黑九类”,他们不但被歧视,被驱赶,而且被殴打,被凌辱,甚至被屠杀。 当时北京市长要把北京建成所谓“水晶城”,从而将一些他认为的反动分子、落后分子、闲散分子遣送出北京。文革期间更加变本加厉,红卫兵暴力将黑五类及其家属逐出北京,往往只允许带几件换洗衣服。就在这个大兴县,黑五类及其家属,几百名黑五类及其家属,从三十八天的婴儿到八十岁的白发老人,还被残酷杀害。这位自己成了黑帮走资派的原市长后来也失去了在北京的立足之地。
    
    这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我下乡插队江西农村的生产队就有两户南昌下放居民,一家是劳改犯,另一家原来是拉板车的个体劳动者,那时个体户不管是小商小贩,还是纯粹出卖劳力的,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统统必须割除。
    
    驱赶“黑五类” 和“低端人口”,尽管出发点可能不同,前者主要是基于阶级斗争,为了惩罚阶级敌人,为了消灭资本主义,为了首都,城市的纯洁,红卫兵还为了显示自己的淫威。后者主要基于社会维稳,为了高端人士的利益,为了消除不稳定因素,少出事故意外,为了“优化”首都,城市的环境,为了国家的面子。然而驱赶者心里深处和驱赶得以发生的社会土壤是相同的:统治者对最低层的人的蔑视,有着对他们可以任意处置的权力,没有法或有法不依,权力没有制约,新闻言论没有自由。这同历史上美国的黑奴制,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印度种姓制度,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等等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人分等级,一部分拥有权力的人不把另一部分人当人。
    
    文革那种形式的浩劫也许不会再在中国发生,但是文革中的一些言论、行为、政策和思维却会改头换面再现,许多还似曾相识,从过去的“黑五类” 到现今的“低端人口”,从过去的“偷听敌台” 罪到现今的“翻墙” 罪,从过去的“四个无限”到现今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从过去的“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到现今的“国际反华势力无孔不入”,从过去的“香花、毒草”到现今的“正能量、负能量”,从过去的喷气式批斗,游街示众到现今的电视上示众认罪,无一不是同根同源。
    
    这些文革中的言论、行为、政策和思维也并非是在文革中突然冒出来的,有十七年来的红色教育和洗脑,还有几千年来的专制文化,文革的遗毒源远流长。
    
    完全地否定文革,彻底地消除文革遗毒,建成真正的平等社会还任重而道远。

    杨承民,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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