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諜案頻傳 國安法制待全面檢修

昨(19)日清晨檢調單位對於新黨青年委員會召集人王炳忠依據違反《國家安全法》的搜索調查,在台灣政壇引發譁然。因為他是王炳忠、因為他聲援陸生共諜案的周泓旭,似乎挑動了不少台灣內部藍綠對立的敏感神經。

站在「無罪推定」的《刑法》帝王準則來看,無論是王炳忠或是其他人,我們都應該秉持著「讓證據說話」的勿枉勿縱精神,不宜隨著不同的政治立場起舞。但如果先忽略王炳忠的「名人光環」,其實這個案子凸顯的問題本質和反思應該是:為何台灣近年來會有層出不窮的「共諜案」?我們面對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滲透收編,難道沒有更有效的管理機制嗎?

事實上,目前台灣《國家安全法》第2條有規範「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或其設立、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刺探、蒐集、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或發展組織。」但對應的刑責最高卻只有5年,這也就是為何喧騰一時、號稱歷年來最大規模的鎮小江共諜案,主嫌鎮小江只被判了4年、而被該案吸收我方退役少將許乃權,也只被輕判2年10個月。有鑒於此,行政部門和民進黨籍立委已經提出了高達16種版本的《國安法》修正草案,主要就是希望補強上述行為樣態抽象、處罰刑度不足的漏洞,期望可以收到更嚇阻之效。

國安法規範現真空

從《國安法》修法著手、加重情資洩密的刑度,對於嚇阻中共無孔不入的情資滲透固然可能有其成效,但更宏觀的來看,所謂「間諜」,其實涉及到情報、行動和組織三個層面。《國安法》第2條雖然處理了情報洩密刺探,但對於滲入台灣社會的顛覆破壞行動或發展滲透組織等,目前規範其實處於相對真空狀態,並沒有合宜的法制和管理機制。

相較於中國在高舉「依法治國」的大旗下,近年來已經陸續建構個人(《反間諜法》)到組織(《境外NGO管理法》)、從實體到虛擬(《網路安全法》)、從境內(《反恐怖主義法》)到境外(《境外NGO管理法》)的綿密國家安全控制網絡。儘管我們對於近乎警察國家管制的「中國模式」不見得認同,但北京當局採取的嚴密控管國家安全危害因素的作法,或許仍值得我們省思。

因應日趨多元威脅

換言之,我們樂見立法院因應過去層出不窮的「共諜案」,加速在《國安法》修法上的努力,區分對象、明確樣態、提高刑期。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全盤性去檢視台灣面對上述情資、行動和組織等三種層面「間諜」樣態的潛在威脅,從事前管理、到事後嚇阻,盡速補足過去的真空,才能夠因應中共在大國崛起、強國思維下越來越多元新國家安全威脅。

王智盛 兩岸政策協會秘書長

台灣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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