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的預言與毛時代的回歸:嚴密監控下的中國

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攝像頭

蕭雨

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杰榮(Jerome Cohen)是上世紀70年代有機會到訪中國的少數幾名西方人之一。87歲的他至今清楚地記得,1979年住在北京飯店第17層時,他的頭頂上還有一個禁止賓客入內的第18層。

北京飯店神秘的18 層

“那一層不接待客人,專門用來監聽我們這些住在下面17層的客人,” 孔杰榮說,“每天早上我們看到這些人到酒店來,坐電梯上去,每個人都拎著黑色的公文包。”

孔杰榮和他的西方同伴知道,在中國,他們的電話是被竊聽的。那以後的日子裡,他多次去中國,監控如影隨形,於他已是稀疏平常。不止一次,剛和他在出租車裡談過話的朋友一下車就被當局有關人員盤查。

“但這些都是很初級的手段,” 孔杰榮對美國之音說,“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想要去任何地方、說任何話而不引起別人注意已經不可能了。”

老大哥在看著你

中國的13億國民如今生活在全世界最大的視頻監控網中。據美國諮詢公司HIS Markit統計,這個龐大的監控網絡由1.76億台攝像頭組成。到2020年,這個數字預計將增長到6.26億。

中國官方的說法低於這個數字,但是當局並不諱言這些攝像頭的存在,反而將其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項政績來宣傳。

9月,國營的中央電視台製作的《輝煌中國》節目說,擁有2000多萬個攝像頭的“中國天網”大數據工程改善了社會治安,是“守護百姓的眼睛”。

這個監控系統可以讀取車牌,識別人臉、步態,判定年齡、性別、身高、族裔,甚至可以知道你的親屬是誰,你經常和什麼人在一起。

英國廣播公司駐華記者沙磊(John Sudworth)日前在貴陽親身體驗了“天網”的威力。作為測試,貴陽警方用手機拍下他的面部照片,存入當地數據庫,標註為嫌犯。之後沙磊投入了這個人口350萬城市的茫茫人海。七分鐘後,他在長途汽車站“落網”。

被中共尊為歷史聖地的河北省西柏坡的一處警告標牌(資料照)
被中共尊為歷史聖地的河北省西柏坡的一處警告標牌(資料照)

奧威爾的時代來到了

“這些設備當然有遏制犯罪的價值,”有中國法律問題泰斗之稱的孔杰榮教授說,“但是當你生活在一個連踐行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都被列為犯罪的國家,思想交流、寫作、出版……一切都被列入監控中,成為數據收集、分析的一部分。”

“奧威爾的時代來到了,” 孔杰榮感嘆說。

英國左翼作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喬治·奧威爾上世紀40年代寫就的《一九八四》等一批政治預言小說至今被奉為經典。“老大哥”是這本書中的恐怖統治集權人物。在奧威爾的筆下,秘密警察和思想監控無處不在:

“你早已習慣這樣的生活了:你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是有人聽到的,你做的每一個動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細觀察的。”

今天重讀奧威爾的這段文字仍然讓汪女士脊背發涼。幾年前,她因為在微信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進了看守所。

隨著網絡監控技術的迅猛發展,中國的七億多網民中,像她這樣遵紀守法,無意中觸碰當局紅線的普通人越來越多。有些人僅僅因為和家人、朋友在私信中說了一句玩笑話就遭受牢獄之災。

越套越緊的枷鎖

這樣的情景讓孔杰榮想起“毛時代”那些駭人聽聞的故事:“文革”時,單位中、弄堂裡,處處都可能有告密者。說不准你的哪句話就會被人舉報,就連一個屋簷下自家的孩子都不能完全信任。

孔杰榮說,中國日趨成熟地將互聯網監控、警察機構、“司法”部、檢察官和法院結合起來,將言論自由的空間擠壓得越來越小。

“就好像套在人們脖子上的一個枷鎖,越套越緊,”他對美國之音說。

恐懼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變沉默。孔杰榮發現,就連中國生活的外國人也可能傳染上這種恐懼。

幾年前,他和太太結束了一段在中國的生活,回到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家中。一天,太太在閒聊中提到他們在中國的一位異見藝術家朋友。

孔杰榮回憶道:“說出這個中國人名字的一瞬間,她突然壓低了聲音,我說:'瓊,沒事的,我們這是在美國。你用不著小聲說話。'”

習近平和父親背道而馳

從周恩來、鄧小平到江澤民,孔杰榮和幾代中國領導人有過面對面的接觸、交流。

“我對習近平治下中國近來的趨勢不滿意,他違背了他父親的建議,” 孔杰榮對美國之音說。

他說,80年代初,習仲勳在結束了16年黨內流亡時明確表示,共產黨要允許“不同意見”。

習仲勳的部下也回憶說,習仲勳提出“要保護不同意見的權利,不受刑法,也不受其他處分,這樣才能讓人暢所欲言。”

孔杰榮說,而習近平,“基於他的個人經歷和觀念,他和他父親所倡導的完全背道而馳。”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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