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通報機制理順溝通 跨境執法疑慮未釋除

特區政府與內地公安機關簽署通報機制新安排,就不同種類案件註明通報時限,擴大通報範圍。去年銅鑼灣書店事件,李波「以自己方式返回內地」,多月不知所終,政府多番循通報和協作機制聯絡內地,遲遲未獲告知詳情。新通報機制落實後,從技術層面而言,對避免兩地執法部門出現溝通斷層,相信有一定幫助,然而要釋除港人的政治疑慮,恐怕並不足夠,若有內地人員跨境執法,即使有了新通報機制亦屬徒然。

通報機制減少含糊

實際執行切勿走樣

2001年,本港與內地建立通報機制,若有港人在內地遭刑事拘留調查,特區政府可以得知具體情况,盡快通知當事人家屬,提供適當協助。過去10多年,內地部門向特區作出超過1.5萬次通報,可是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通報機制卻有形同虛設之感。李波等人失蹤,惹來市民關注,特區當局一再表示已按照通報機制向內地查詢,可是遲遲沒有收到確切消息,直至去年夏天,事件主角之一林榮基在港召開記者會,外界才知道原來他們一直被寧波公安機構拘留。執法部門溝通明顯存在不足,促使兩地檢討通報機制。

廣東省公安廳是本港警方主要聯絡的直接對口單位。銅鑼灣書店事件曝光後,本港警方多次向粵方了解,然而廣東省公安廳並未拘留書店中人,僅僅告訴港方,「經了解」知道李波身處內地,後來又只空泛提到,數名當事人即將「取保候審」,間接證實他們涉及刑事案件,可是既未提到他們身處哪兒,又未提及所犯何事。查詢要「託上託」,回覆又語焉不詳,情况絕不理想,亦肯定不是通報機制的原意。今次特區政府與公安部簽署新協議,主要目標是改善透明度,增加通報渠道,將對口單位明確化,減少含糊之處。

新安排訂明,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海關緝私部門和檢察機關,若對身處內地港人採取刑事强制措施又或提出刑事檢控,均需通報,內地主要通報單位是公安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並將上海市公安局納入直接對口單位,理論上可以減少溝通混亂;新機制將反恐和國家安全相關案件加入通報範圍,並且首次引入通報時限,內地機關採取刑事行動後,要按照案件類別,在7日、14日或30個工作日內通報,列明涉事港人涉嫌罪名、相關法律依據、刑事拘留地點等資料,理論上亦有助提高透明度,避免再有資料含糊情况。

新機制對於理順兩地執法部門信息交流,有一定幫助,然而一旦遇上敏感政治事件,機制會否在關鍵時刻「失靈」,未能發揮應有功效,仍然是最令人關心的問題。舊安排有訂明通報渠道,由公安部警務合作聯絡官與本港警方對口,可是現實執行卻明顯走樣,銅鑼灣書店事件可見一斑。如果無法確保通報機制執行「不走樣不變形」,就算將所有內地「強力部門」白紙黑字寫入文件之內,實際效用恐怕也會大打折扣。

港人憂慮跨境執法

改善通報只是枝節

「一國兩制」的存在,本身便承認了兩制存在極大鴻溝,多數港人不了解內地制度,內地也未必清楚香港的一套,信任問題油然而生。以銅鑼灣書店事件為例,雖然事後公安部門堅稱,由始至終是寧波市公安局成立專案小組,查辦林榮基等人,可是一些港人懷疑,會否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神秘執法部門,諸如所謂「中央專案組」,暗中辦理案件。又例如新機制訂明了通報時限,可是內地如何界定刑事調查的起始點,也令港人心存疑惑。港人並不了解內地法律,自然擔心內地執法機關正式採取刑事行動前,會否又有一些「特殊措施」,「邀請」當事人「自願」配合調查,變相拘留軟禁。

很多港人對內地黨政機關的分別認識不深,近年內地反腐,中紀委的名字時有所聞,卻未必人人清楚中紀委是黨機關,只能對共產黨員執行家法,諸如「雙規」(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接受調查)。雖然「雙規」意味軟禁監視,最長可達半年,可是就連內地也有聲音質疑,中紀委並非國家執法機關,「雙規」限制人身自由,缺乏法律依據。內地打算明年成立國家機關監察委,與中紀委合署辦公,正是要解決相關問題,令反腐調查名正言順。相比起中紀委未有見諸通報機制,監察委何時納入通報機制,更加值得特區政府關心和跟進。

銅鑼灣書店事件挫損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改善通報機制,有助減少「不明不白」情况,然而對港人來說只是枝節,擔心跨境執法才是問題核心。內地與香港關係是敏感課題,需要雙方慎重處理。中央強調要依法治國,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內地當局不僅需要明確承諾不會跨境執法,更要說到做到;至於香港社會亦需要時刻保持理智冷靜,將合理憂慮和杯弓蛇影加以區分,有利對症下藥,解決問題。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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